公德、私德的分离与公共理性建构的二重性.docVIP

公德、私德的分离与公共理性建构的二重性 　　[摘要]面对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在伦理问题上的碰撞，梁启超和李泽厚不约而同地拈出公德、私德问题来进行讨论。二人之时代与视角不同，但在理论上有承继关系。梁启超虽然意识到了推进公德的必要性。但是仍无法摆脱“公德来自私德之推”的传统观念。李泽厚则立足于二者的区分，主张社会性道德应与宗教性道德脱钧。公德、私德相分离的意义在于使公德、私德各得其所，从而二者可以达成平衡和互相发展，在此基础上方可建构公共理性和公共领域。从中国伦理系统的这种深刻裂变出发，我们在公共理性建构时应注意其二重性，即宗教性道德的范导原则和社会性道德的构建原则，不可偏废。 　　[关键词]公德 私德 梁启超 李泽厚 公共理性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3-0028-07 　　由先秦儒学所奠定的中国传统伦理体系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这种伦理体系是一种以私德主导的系统，其特征是将社会政治视为伦理的扩展，一切以伦理精神作为价值出发点和归宿。从孟子性善论出发，个人的道德培养建立在对自身德性的醒悟和修养之上，儒家希望每个人都能通过道德修养完善自身，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合理化，那么，政治操作就必然带有了德性价值色彩。这种伦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给每一个人都预设了一个从个人到群体的伦理政治模型，每个人都怀有一个家国梦想，私德和公德融为一体。在公德、私德不分的状态中，无论是作为私德的伦理还是被赋予了公德色彩的政治，都处于一种互相依存的状态里。这种完善型的道德理想主义和私德主导的伦理性政治在遭遇西方伦理系统时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清末以来，面对西方伦理系统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强势冲击，许多学者对中国传统伦理进行了深入反思。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和李泽厚不约而同地拈出公德、私德问题来进行探讨，对传统伦理和西方伦理的关系进行分析。两人时代背景不同，理论形态各异，但在理论上有承接前进的思路，且都较有代表性。因此，本文拟从述评二人的观点出发，探讨公德、私德的关系问题，认为公德、私德相分离的意义在于使公德、私德各得其所，在此基础上方可建构公共理性和公共领域。从中国伦理系统的这种深刻裂变出发，我们在公共理性建构时应注意其二重性，即宗教性道德的范导原则和社会性道德的构建原则，不可偏废。 　　一、梁启超：私德推为公德的困境 　　（一）从《论公德》到《论私德》 　　清末以来尤其是甲午之后，在遭遇西方伦理系统的碰撞时，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传统伦理的问题，其中梁启超较具有代表性。戊戌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时间长达14年。在这期间，他受西方政治学理论以及日本许多启蒙思想家影响很深。他大声疾呼新民思想，认为倡导新民是当下中国之急务。梁启超借鉴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学理论，针对传统中国伦理进行反思，他的许多文章发表在《新民丛报》上，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册，即是《新民说》。 　　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论公德》是《新民说》中提纲挈领的一篇重要文字。他声称相比于西方，中国伦理的问题在于基本上都是私德，而缺少公德。他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梁启超认为，对于个人来说，自身的修养和独善其身，即属于私德；对于群体来说，每个人能在群体中互相遵守的道德。即是公德。他认为，这二者都是人应该具备的，哪一面都不能缺少。但是在传统中国伦理系统中，则是偏重于私德，很少有对公德的论述。在他看来，这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一大不足。梁启超认为，中国“旧伦理”与西方的新伦理相比有根本性的区别，即中国伦理重视一个私人和一个私人之间的关系，而西方伦理则重视一个私人和一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在《论公德》中，梁启超从几个方面对公德的一些具体条目进行了分析，如在国家思想方面，他痛惜中国传统伦理里面没有国家思想，而只有天下的思想。他总结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进而，他分析了进取精神以及权利、自由等公德思想，认为中国应该通过这些公德范畴的实现进行补充。在传统伦理中，个人的德性培育是出发点，而最后的落脚点则是天下。这种从个人到天下的模式是儒学特色的由私到公的模式。儒家将公私问题树立在伦理化的政治体系中，因此在政治中贯穿伦理法则，而作为政治实体性质的国家观念则隐而不显。梁启超所谓国家观念，是说从国家作为政治实体这个角度来看的国家治理功能。在这一点上，儒学尤其是孔孟思想中确实没有强调。总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