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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法官惩戒程序研究 　　摘要：自清末修律以来，关于法官惩戒的思考与立法实践一直是引人注目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模范中西，斟酌损益，制定了一系列的惩戒规范，构建了独特的法官惩戒制度。根据《公务员惩戒法》，法官惩戒的启动权属于监察院，审议权属于司法院内设的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两者皆有严密而公正的程序，体现了正当程序的基本原理。我国当前尚无专门的法官惩戒法，反思这些历史资源，可以为我国未来的制度设计提供有益的养分。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官惩戒法；公务员惩戒法；启动程序；议决程序 　　中图分类号：D9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123?06 　　法官惩戒制度在清末修律的筹备计划中已有弃旧革新之议，民初，沿此路径曾制定过专门的《司法官惩戒法》。但是，在旧文化与新制度的激烈碰撞中，法官惩戒制度并没有实践的政治空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按照五权分立的理念，制定了《公务员惩戒法》，形成了基于传统语境的独特法官惩戒模式。当前学界对此关注不多，笔者的探讨着眼于惩戒程序的梳理，并限于普通法官。 　　一、法官惩戒的立法 　　南京政府之前，关于法官惩戒制度即有区别于传统模式的动议和实践。清末修律计划中，曾拟由法部制订专门的《法官惩戒章程》，由于清廷迅即覆亡，专门的法官惩戒法夭折了。后续的政权沿袭清末的路径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立法实践，其历史轨迹如下。 　　（一） 北京政府时期的立法 　　北京政府时期，在西方法治理念的框架内，法官制度也因之模仿西方样式进行了变革，专门的法官惩戒法终于从计划走向实践。涉及法官的专门惩戒法，最早可溯及至1913年1月9日袁氏政府以教令形式公布的《文官惩戒法草案》[1]。虽然文官惩戒法律法规的颁行可以适用于法官，但与现代法官制度的理念颇有?格之处。鉴于此弊，1915年10月15日，袁氏政 　　府公布了《司法官惩戒法》，该法共五章，三十四条[2]。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司法官惩戒法①，是法官惩戒近代化迈出的第一步，具有不可低估的时代意义。 　　（二） 南京政府时期的立法 　　南京政府成立后，按五权分立理论重新界定了权力的结构模式。1928年司法院成立，依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和《司法院组织法》，司法院是国家的最高司法 机关，执掌官吏惩戒权。1931年12月，司法院下属机构经调整更名为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3]。终国民党政权之鼎革，法官惩戒一直由其中的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理议决。 　　1. 过渡性法规 　　1926年2月17日广州国民政府颁行了《惩治官吏法》[4]。这是一部综合性惩戒法规，分三章，共十九条。依据该法第一条，其惩戒的对象即包括司法官。鉴于综合性惩戒体制权力混沌的弊端，在五院制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5月12日曾经颁行关于法官惩戒的专门法规，是为《法官惩戒暂行条例》[5]（414?417）。为配合惩戒的运行，还相应地成立了法官惩戒委员会。1928年7月2日又呈准公布了《法官惩戒委员会办事细则》[5]（335），1928年8月7日，法官惩戒委员会还公布了《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处分科规则》等[5]（336）。由于五院制政府的成立，该委员会随后被裁撤，其职权归并于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2. 专门惩戒法 　　1931年6月8日，国民政府颁行了《公务员惩戒法》[6]。该法共二十八条，六章，包括通则、惩戒处分、审议程序等基本内容。该法出台后，《法官惩戒暂行条例》当然地废止。虽然该法第一条规定：公务员非依本法不受惩戒，但法律别有规定者，不在此限。因为前述“暂行条例”并非“法律”②，而且从该法颁行后直至新中国成立，也没有制定“法律”性质的“别有规定”的法官惩戒规范。因此，普通法官的惩戒皆由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依照《公务员惩戒法》进行。这是法官惩戒的最基本规范。在适用中，还对该法进行了一系列因时制宜的修正：如1933年6月，通过对第十条的修正案，强调了对多个应受惩戒行为，以及一案多人的惩戒案实行惩戒机关就高不高低的原 则[7]。 1948年4月1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修正后的《公务员惩戒法》[8]，对其中的一些不当或不精确条款进行了修订，并增加了休职之惩戒处分，作为撤职的次轻处分。 　　3. 惩戒组织法 　　为配合《公务员惩戒法》的施行，1931年6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9]，对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任免、内部机构及其权限、议事规则等作了进一步细化。依照该组织法，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分为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和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掌管全国荐任职以上公务员及中央各官署委任职公务员之惩戒事宜。南京政府时期普通法官皆属荐任职以上，故统由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惩戒。该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