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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自治场域中公民精神的存在样态及其反思 　　摘 要：基层民主自治的发展亟待具有公民精神的积极公民。公民精神的现实样态存在着理论层面的“匮乏”共识与危机刺激下“集体顿悟”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以实证探究基层自治场域中公民精神的真实存在样态，并依从中国语境对公民精神成长样态及建构模式等进行反思。 　　关键词：基层自治；公民精神；样态；反思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5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城乡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为发展基层民主做了制度准备。然而，“健全和稳定的现代民主不仅仅依赖于结构与程序，而且还依赖于同样敏锐地体现民主价值的制度一样重要的东西——公民的民主品性与态度”。就我国基层民主自治场域中公民精神的存在样态而言，除了因汶川地震等自然灾害刺激下的公民精神“集体顿悟”和“意识震撼”外[1]，更多形成了公民精神匮乏的理论共识。这种观点认为，至上而下的嵌入式的制度设置背后缺乏真正源自自治主体的个体公民精神生发，城乡基层自治制度缺乏公民精神的内在支撑，其自治运行和公共参与不是源自内在的政治生活和自我成就的需要，而是源自于从众式的“集体无意识”涌动，表现出“形式民主”而缺乏实质内涵。这种形式化的基层民主只能以制度的完美弥补形式化的参与不足，无法从根本上提升基层民主自治的实效性和自治水平，这反过来又抑制公民精神的生发。这一观点从应然层面对公民精神的生成机理及发展逻辑的分析具有合理性。但其对我国公民精神的现实存在及发展理路的分析还缺乏足够的经验材料和现实依据，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基层民主自治的实施，具有理性利益诉求的公民个体对责任意识与公共精神有了更理性的思考，使得基层自治场域中的公民精神的存在样态有了更多的经验材料和事实依据。为此，本文从城乡居民在自治实践中的外在行为和内在价值追求等因素探究公民精神的现实存在样态，以期准确把握基层自治场域中公民精神真实存在。 　　一、公民精神的基本内涵及测量维度 　　自上世纪80年代公民研究形成了一股学术热潮以来，各学术流派按照固有的研究逻辑并关照现实变化，构建其独特的理论架构。尽管如此，中国语境中的公民精神内涵也并非无共识可循。理论的价值“不是要考察所谓的价值本身，而是要考察现实的社会生活是如何有价值地展开的”[2]。公民精神的探究也应服务于“有价值的现实生活”。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变迁中促进公民精神生发的客观社会生态，以及中国从封闭向开放变迁中借鉴与吸收促进公民精神内涵完善的公民理念，是公民精神达至“有价值的现实生活”的基本前提和理论预设。前者如促进公民契约意识与理性精神的市场经济，促进公民价值观认同和公共意识的传统文化，促进公民交往的社会互动与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基层民主自治等客观社会生态，这些社会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臣民意识和自我封闭的心智习惯。后者是对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适性的文明成果的消化和吸收，如主权在民的权利观被中国化为人民当家作主，但不停留在观念层次，而是注重其可操作化为基层民主自治等。基于此，公民精神是指公民作为具有公民身份的个体对共同体关怀的态度和行为，是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对公共生活的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它具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其一关心公共生活，且具有一定的知识，其二参与正式或非正式的公共讨论，其三通过选举等方式参与公共生活实践，其四形成个体参与效能感 [3] 。 　　操作化的公民精神测量维度分为公民身份认知、价值观认同、公共事务的关心及公共参与行为等四个一级指标。公民身份认知是对公民个体作为社会成员的角色和地位的了解，是展示公民精神的基础性因素。这一指标分解为自我认知，权责认知、基层自治组织信心及国家观念；第二个一级指标价值观认同，是具有公民身份的个体在基层自治场域中的自我实现而展现出的具有公共性的价值观念，它分为基础素养、潜能预期、自我满足及公共精神等指标；第三个一级指标为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其二级指标分为结社意愿、关注基层自治、关注基层自治中公权力角色及自治性状等；最后一个一级指标为自治参与行为，这是体现公民精神最直接最具价值的指标，它包括参与意愿、参政议政方式、参与角色定位及参与实效等二级指标。 　　为了准确掌握公民精神现实样态，课题组于2012年11月对徐州十三个区县居住超过一年的中国籍公民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98份，有效问卷495份，回收率99.6%，有效率99%。样本年龄分布为18—60岁，其中本科学历以上占41%，年收入85%以上超过2万元，男性283名，女性212名。鉴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传承，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等方面表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