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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体验与早期左翼小说的革命叙事 　　摘要：伦理化的精神创伤体验是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叙事特征，它开启了现代小说政治化叙事的先河。张闻天的《旅途》和蒋光慈的小说分别以情爱和困厄为中心，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角度为早期左翼小说的政治叙事确立了方向。 　　关键词：创伤体验；左翼小说；革命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8-0044-06 　　一、伦理与革命：鲁迅小说的伦理化精神创伤体验及其政治叙事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来看，说五四“发现”了文学，文学演绎了情爱，情爱遭遇了革命，并不为过。这条轨迹也正反映了五四文学的情感表现向政治化表达的位移。即是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或许并不像有的论者所说，是一种陡转或逆转，即所谓“革命压倒启蒙”，而是顺承或呼应，即启蒙造就了革命。 　　革命是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主题，不可否认的是，五四前后均是以知识分子作为政治主体。辛亥革命之所以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乃是因为其主体是当时业已“近代化”的知识分子上层，他们诉诸政治革命的方式是由上而下。其革命的后果是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不能不说这是近代中国政治革命的莫大功勋。然而，属于经济层面的“平均地权”却因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而未果，这就给后来的社会革命留下了看似简捷却极其繁难的任务，以致于这一沉重的“尾巴”拖垮了前此革命造就的辉煌。 　　从文化史上看，五四作为现代启蒙运动并没有真正承担起多少货真价实的使命。现代教育不是从五四发源的，现代科技在五四时代并没有什么耀眼的成就。恰恰是借助了早年改良派遗留下来的文化阵地――北京大学，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群体才得以跻身历史之中。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启蒙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以政治为目的的社会救亡或文化革新运动。因此，它的诉求是单一的，基本上是政治性的。这一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造就了一批不同于辛亥革命时代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这是一批主要在国内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受到《新青年》哺育的新的政治弄潮儿。较之其前辈，他们少了些“洋气”多了些“土气”，但革命性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承认没有经济成果的社会革命，把一种民粹主义的社会担当视为革命的法宝。就像鲁迅在《阿Q正传》中把辛亥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称为“假洋鬼子”，经过了五四洗礼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劳工神圣”的口号下则成了阿Q革命的引路人。 　　诚然，在《新青年》的旗帜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经是一场以广义的文化批判为目标的社会文化革新运动。但是，一切文化批判的手段却都呈现出直接而鲜明的政治目的性，无论是陈独秀主导的“伦理的革命”，还是胡适主导的文学革命，莫不如此。只不过，陈独秀所谓“伦理的革命”着重于倡导科学主义的实利和经济至上的平等，即价值观上的唯物主义和政治观上的社会主义；胡适的文学革命则以创新文化工具为手段，走改良主义的文化普及和政治民主化道路。鲁迅的出现使这二者的结合成为可能，但却是在陈独秀意义上的结合而非胡适意义上的结合――《狂人日记》使尚属理性的政治文化批判（伦理批判）滑向了政治化表达的渊薮。从此，指向传统的一切理性表达在社会政治学意义上都失去了地位，“吃人”的标签和感性色彩浓郁的伦理审判把一切关于文化历史的理性思考拒之门外。虽然这并非鲁迅本身思想的简单化，但一种看似深思熟虑高屋建瓴的独断由于未能给受之者开辟思想和理性判断的空间，从而导致认可和接受成为不容置疑的选择，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必然是政治性的。所以，与其说《狂人日记》是一篇思想启蒙的小说，不如说它是为陈独秀“伦理的革命”张目的政治檄文，日后的文学表达都较多地带有政治表达的鲜明意味。这造成了两个显著的后果：文学和政治的结缘及知识分子文学表达的政治化（包括表达方式的感性直观化和情感化）。 　　五四固然“发现”了文学，但所“发现”的文学是“科学”。以《新青年》为代表，以科学的“拜物教”属性确立文学的意识形态价值，从而使文学与政治发生更深的捆绑。这诚然是五四和《新青年》的功绩，但也使文学交上了魔咒式的现代厄运。 　　显而易见的是，作为文化启蒙阵地的《新青年》，不仅存在着独立思想和自由表达的文化诉求的缺失，而且它所有的文学表达都具有政治表达的鲜明特征，除了作用于现代政治史，作用于现代文化史。它的影响无疑是具有消极性的――真正的启蒙或许仅在其圈外进行。但同时，在现代政治史上，它则每每先声夺人。从对社会主义的提倡到对俄国革命的认同。及于民粹主义特征鲜明的“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等，它要造就的是一场不同于辛亥革命的新的社会革命，其着重点在于：经济优先和民众参与。但就其自身看，预设的政治主体却依然是知识分子。 　　然而，知识分子革命意识的产生无非具有如下思想底蕴：一是民本主义的道德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