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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权利本位” 　　摘 要：权利本位理论自从问世以来即获得广泛的认可，但也备受质疑。权利本位理论中的权利主要是作为“类”存在的普通的民众个体的权利。因此，权利本位理论是为个体权利保障而构建的理论。权利本位理论不仅包含普通民众或者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包含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造成权利话语恶果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权利本位理论，而在于没有适格的人或者说是没有恰当权利文化的人。权利本位理论与实践并非脱节，而且与刚性维权没有必然性的关联。 　　关键词：权利本位；权利；权利话语；义务 　　作者简介：钱大军，男，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法理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5-0094-07 　　自从20世纪80年代权利本位理论在我国问世以来，其在启蒙我国民众的心智后迅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不但得到了普通民众的认可，而且也被国家公共权力——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奉为行为与活动的圭臬。这集中体现在国家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的活动中。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党和政府提倡的“以人为本”就是“权利本位理论”的政治化表达。权利本位理论在获得广泛认可，并促进和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备受质疑，批评声就不绝于耳。总体而言，批评的路径分为两种：一种为对权利本位理论的理论层次上的批评；一种为从实际的角度对权利本位理论是否产生了实践性的恶果进行反思与批判。第一种路径的批评集中于权利本位理论的产生至21世纪初这个时间段；第二种路径的批判时间段主要是21世纪初至今。之所以对已经没有新意的第一种路径进行研究，是因为第二种路径所存在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对权利本位理论，尤其是第一种路径所展现出来的问题有误解，甚至是将权利理论的一些见解归结为权利本位理论。两者在逻辑上的关联决定了必须首先研究权利本位理论的基本内容。 　　本文就人们对权利本位理论的质疑与误解进行分析，以明确权利本位理论的内涵、目的以及是否导致了实践性的负面作用、限度等。 　　一、何谓权利？谁之权利？ 　　权利本位理论要解决的是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也是权利本位理论的核心内容。在权利与义务之间，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是义务存在的理由与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即权利是义务因何而存在的动因、为何而存在的理由。但是需要考察的是，谁的权利是谁的义务的逻辑起点、基础或者出发点。这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对于人民群众而言的。[1]正如有学者认为，权利本位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对权利、义务的配置进行理论建构的。只有如此理解才是我们所言的权利本位。“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中，权利是出发点，因为一切义务的设定都是为了人民当家做主这一根本权利的更好实现，而不是相反，不论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是禁止性的还是授权性的或是义务性的，都是如此。”[2] 　　因此，权利本位理论的核心论域只是人民群众的权利、义务问题，而不是所有的权利、义务问题。即在一个国家领域内，对其普通的民众或者公民配置权利、义务，必须以民众或者公民的平等权利为出发点来配置义务，平等的权利是义务存在的目的和理由。只有为权利存在具有必要性和适度性的法律义务才合乎人们理性的要求，因此也是正当的。 　　权利本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构建了或者应当构建以权利为逻辑起点的法律体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权利需求。换言之，在法律体系中，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但问题就出现了，权利本位所言的权利是指谁的权利，义务又是谁的义务？这将决定权利本位理论的定位问题。如果是统治阶级的权利，那么权利本位就可能成为“权力本位”的表象和幌子，因此权利本位就会成为一个毫无价值的“无稽之谈”。 　　我国学者张恒山教授曾就此点对权利本位理论进行了质疑。他认为，权利本位理论中的“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的判断可以适用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法律。“该特征可以适用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法律。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有与之相反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可能有义务是目的，权利是手段的法。即使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权利、义务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法律保护奴隶主、封建主的权利仍然是目的，为奴隶、农奴设定义务仍然是手段。”[3]（P9）同时，他认为，权利本位理论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是义务本位的法”与“义务本位”的判断相抵牾。在他看来，义务本位是“义务是目的，权利是手段”，因此“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法律赋予奴隶主、封建主的权利是为了保障奴隶、农奴的义务的实现！”[3]（P9）为了证明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义务本位的法，他认为，权利本位论者撇开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一划分法本位的根本标准，转而以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方式为划分法本位的标准，并进而认为，“他们划分权利本位法与义务本位法的标准并非同一标准。在我们看来，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方式问题与法以什么为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