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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神宗朝熙宁时期的礼文建设考论 　　[摘 要]北宋神宗朝元丰时期，是宋代礼制建设的重要时段，而在此之前的熙宁时期，也有编修《南郊式》，讨论太庙始祖及其地位等郊祀礼文方面的议论或施设。《南郊式》作为“敕令格式”之一种，其性质介于法令和礼典，具有可操作的规范性与实效性，其编纂为后来的礼文变革提供了基础。变革的整体思路既包含“回复三代制度”的理想，同时也从政治实践出发，综合考虑历代沿革与现实可操作性，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宋神宗；熙宁；郊祀；《南郊式》；礼文建设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2-0105-04 　　郊祀与宗庙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礼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自商周以下，历代王朝或继承沿袭，或改革变通，其发展和演变的轨迹本身即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宋代礼制承前启后，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北宋时期，一方面，在“法先王”、“复三代”等政治理念的指引下，发挥经义并结合实际，在郊庙祭祀制度的建设方面多有创获。另一方面，在神宗朝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产生出若干争讼不绝的重大问题，如天地是否应当合祭、太庙始祖应当是太祖还是僖祖等。这样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南宋，并对政治史产生了若干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与魏晋隋唐或者后来的明清相比，学界对宋代郊祀礼制的研究似乎稍微薄弱。已有的研究，大多是从礼制史的角度进行的宏观考察，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的微观辨析似乎尚有不足。尤其是对宋神宗朝礼制变革的研究，目前所见的论著基本停留在笼统描述现象的阶段，对其中变革的过程和机理缺乏深入探索。本文试图对宋神宗朝的礼文建设进行更细致的观察，区分熙宁和元丰时期的差别，把元丰礼文变革视作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并在熙宁期间的施设措置中寻找其“原因”和渐变的脉络。 　　一、在熙宁编敕体系中修纂的《南郊式》 　　在中国古代国家礼制体系中，郊祀礼仪居于核心地位。所谓“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由于南郊大礼的特殊性，历代王朝对其仪轨都十分重视，北宋《开宝通礼》以《大唐开元礼》为蓝本，其仪制因循前代，变化不大。太宗朝之后，并未系统编修国家礼典，而是以增订仪注并纂集为主要体例。其中，南郊祀仪一直是礼院官员重要的编纂内容。北宋前期，礼官编修的仪注集有《礼阁新编》、《太常新礼》、《庆历祀仪》等，欧阳修《太常因革礼》沿用这一体例，即以《开宝通礼》为纲，在此之下编纂故事，保存仪注。 　　宋神宗朝编纂《南郊式》始于熙宁二年（1069），即王安石出任参政，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变法的那一年。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制置三司条例司》： 　　（熙宁二年）十二月三日，条例司言：……“三司岁计及南郊之费，皆可编为定式。乞差官置局，与使副等编修，仍令本司提举。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刘瑾，大理寺丞赵咸，保安军判官杨蟠，秀州判官李定编定《三司岁计》及《南郊式》；屯田郎中金君卿，大理寺丞吕嘉问，郓州须城主簿、三司推勘公事乔执中编定《三司簿历》。”从之。 　　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熙宁三年四月己卯（1070），以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李定以支持青苗法见知于王安石，同时也邃于经学，王安石因此推荐他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该条下李焘注云：“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三日。”与《宋会要》所载相合。 　　此外，章如愚《山堂考索》引《四朝国史志》所载《神宗熙宁会计录》云： 　　国家自天圣以后，用度浸广，故于会计录加详。神宗嗣位，用王安石参预枢要，尤以理财为先务。熙宁三年，条例司始议取三司簿籍，考观本末，与使副同商度经久废置之宜，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著定式。诏用其议。以刘瑾等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金君卿等编三司籍簿。条例司总领焉。 　　由上引史料可见，《南郊式》的编纂动因，最初来自于制置三司条例司对三司岁计及南郊费用的统计与规划，希望以考观本末，编为定式的方式，在核算成本的基础上，设计出可以参考的规范。 　　李定在熙宁三年（1070）遭弹劾去职之后，神宗一度以吕嘉问提举编修删定南郊式，最终交由沈括完成。据《宋史》卷331，沈遘传所附沈括传，沈括于熙宁年间“擢进士第，编校昭文书籍，为馆阁校勘，删定三司条例”，在此期间接手编修《南郊式》： 　　故事，三岁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坛下张幔，距城数里为园囿，植采木、刻鸟兽绵络其间。将事之夕，法驾临观，御端门、陈仗卫以阅严警，游幸登赏，类非斋祠所宜。乘舆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辈。括考礼沿革，为书曰《南郊式》。 　　沈括最终于熙宁五年（1072）完成《南郊式》，并应用于次年的南郊大礼中。《宋史》沈括传称宋神宗“即诏令点检事务，执新式从事。所省万计，神宗称善。” 　　《南郊式》全文今已散佚不存，仅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