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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劳工收入差异与分解 　　摘要：本文基于珠三角、苏南地区与浙江地区的调查数据，探讨珠三角、苏南和浙江三大发展模式对劳工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劳工月均工资水平苏南地区最高，珠三角地区最低。通过进一步研究三种发展模式工资差异分解发现，苏南地区劳工工资高于珠三角、浙江两地，主要是由劳工的人力资本等禀赋特征造成的，苏南地区发展的特点对劳动者人力资本要求更高，由此导致了苏南地区劳工月均收入更高。但从人力资本等禀赋特征的收入回报率来看，苏南地区却是“效率”最低的，浙江、珠三角地区的人力资本“价格”高于苏南地区。 　　关键词：发展模式 　　劳工收入 　　奥卡索分解 　　一、问题的提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劳工待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先后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上的成功使“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或“中国发展道路”受到国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Lau，et al，，1997，2000；Woo，2001；赵燕菁，2010）。事实上，概括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特点的“中国经验”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模式，最典型的就是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宋林飞，2009）。而学者们关注各种发展模式成功经验时，不同模式下的劳工待遇问题却被忽视了。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劳工的研究汗牛充栋，亦不乏关于劳工状况的区域比较研究的优秀成果（万向东、刘林平、张永宏，2006；万向东、刘林平，2007a，2007b），但是大多忽视了各种发展模式与劳工处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少有研究将发展模式与劳工遭遇结合起来。需要追问的是，如果三大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样板，那么不同模式下劳工的处境有什么差异？如果在“低成本”发展战略2下，处境难以令人满意是劳工普遍的命运，那么，三大模式中哪一种模式对劳工待遇与权益的改善相对更为有利？ 　　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本文将从发展模式的视角关注不同模式下劳工的命运。为使文章的研究主题更为集中，本文将主要比较珠三角、苏南和浙江三大发展模式对劳工收入的影响，探求影响劳工收入的原因与机制。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三大发展模式研究综述 　　研究者关注中国经济区域发展时，提出了诸多模式，比如顺德模式、中山模式、深圳模式、东莞模式、温州模式、义乌模式、台州模式、苏州模式、无锡模式等等。这些模式被总结为三大模式，即珠三角地区的“珠三角模式”，长三角地区的“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三种模式各有鲜明特点，代表不同的发展方式。以深圳、东莞和顺德为代表的珠三角模式是改革开放政策“先行先试”的产物，其主要特点是通过大规模地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在推动本地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同时，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因此在政策与外资带动下的珠三角模式被视为典型的外源型经济（刘焕泉，2003）。而以温州和义乌为代表的浙江模式“在缺乏政府和外商直接的大规模投资推动条件下取得了高增长”（郑勇军，2001），因此被视为“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的典范，代表的是一种内源型经济。而政府投资推动下的苏南模式主要以集体经济为主，被视为“过渡性”的模式（冯兴元，2001）。三种模式解决资本原始积累的途径不同，珠三角模式主要是靠引进外资，苏南模式主要依靠政府和集体投资，而浙江模式主要是通过私营经济积累。三种模式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不同，珠三角模式是“强政府一强市场”（陈文理，2005），是政府主导与市场驱动共同作用下的制度创新（许高峰、王炜，2010）；浙江模式是“弱政府一强市场”，是以民间力量为主的市场驱动下的制度创新；苏南模式是“强政府一弱市场”，是以乡镇政府为主要组织资源方式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背后的推手是“强政府力量”（董晓宇，2008；宋林飞，2001）。 　　（二）不同发展模式下的劳工特点 　　东部沿海的经济增长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多，导致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流动。这一现象被广泛关注，劳工研究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研究者或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理论从经济发展过程解释劳动力迁移，或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从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解释劳动力迁移行为（相关综述参见蔡禾、王进，2007；魏万青，2011），具体到劳工权益或工资研究时更多从微观视角进行研究，探讨各种因素，比如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口特征对个体收入的影响。诸多研究中不乏对制度、地区因素对收入的影响研究，如户籍制度、法律制度对收入的影响（魏万青，2012）以及行业、区域之间的收入差异（陈祎、刘阳阳，2010；刘林平、张春泥，2007）。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将发展模式与劳工收入联系起来，不同发展模式对劳工工资的决定机制的研究有待加强。 　　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