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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与监督： 两种不同的权力逻辑 　　[摘要] 法治的根本在于控制国家权力、保障社会权益，而制约与监督是控制权力和保障权益最基本的制度基础。制约与监督具有不同的权力关系和不同的控权功能，准确把握制约与监督在制度和功能上的区别的前提是理解制约与监督不同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传统“强监督―弱制约”的控权模式使制约制度的功能被削弱，监督制度的固有缺陷被放大。唯有在强化监督的同时合理设计权力主体之间的制约结构，建立并完善“制约―监督”均衡的控权制度，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我国法治建设，提高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水平。 　　[关键词] 制约； 监督； 权力结构； 控权制度 　　控制国家权力、防止国家权力滥用无疑是法治最根本的要义之一，法治建立的关键在于形成一个有效的权力控制体系。20世纪末，我国将法治确定为立国的基本目标，并已取得广泛共识。但在如何控制权力方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发展，腐败现象长期处于高发状态足以佐证这一判断。在理论上，我们对控权理论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实践上，我国还没有建立系统有效的权力控制体系。控权制度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即监督和制约，但对这两者制度性的差异和各自的功能仍缺乏深刻研究，对制约与监督两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缺少清晰的界定，对监督和制约各自含义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很多情况下对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并且经常与我国传统的监察制度和西方的权力制衡制度发生概念上的混同以近年来国内相关文献对制约和监督这两个关键词的英文翻译来看，其中对制约一词就存在check、 check and balance、restriction、refrain等不同翻译方法，对监督一词也存在supervision、monitor等不同翻译，这些英文单词所表达的政治概念往往相差很大，从中也反映出目前国内对制约和监督这两个概念尚未达成共识。。这种状况影响了我国控权制度在实践中的安排，尤其是对制约制度与监督制度的区别缺乏准确的认识，导致制约控权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我国权力滥用得不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制约与监督首先是两种不同的权力关系，同时也是两种不同的权力控制制度，具有不同的控权功能。对两种权力逻辑的权力配置方式、运行机制以及责任追究机制差异进行辨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制约制度与监督制度各自的作用方式和功能机理。 　　一、 制约与监督： 两种不同的权力关系 　　中国当代政治观念的形成经历了对西方观念意义选择性吸收、对西方观念的学习以及对外来观念消化、整合和重构并定型为当代观念三个阶段，并在这些观念基础，建构了中国主要的意识形态[1]78。监督和制约作为当今中国两个重要的政治观念，也同样经历了对西方政治观念的引入、对传统含义的整合以及结合中国政治制度现实进行重新阐释和定型并随着中国政治制度改革进程而不断整合重塑三个阶段。 　　学界试图对制约与监督进行概念化的努力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努力都着眼于对制约监督制度与传统的或西方的制约与监督的概念进行比较，而较少涉及制约与监督两者间的异同。如黄百炼通过比较监察与监督的概念，试图对监督加以限定，把监督定义为“一个多层次的、网络般的组织体系里，人们运用权威使其他的人员服从固定的法律和制度”[2]2。林?对制约与制衡的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权力制约指以社会各种控制手段规范公职权力的合理界限的一切活动，实质上是以某一种权力去控制另一种权力；而权力制衡是权力制约的一种模式，特指将国家权力分立为若干系统，由不同的人员和机关掌握，使之相互独立、相互牵制和相互平衡的一种制约原则或政府体制[3]160。这也是由当时我国刚刚开始重建制约监督制度的历史状况所决定的。 　　2000年之后，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的差异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王寿林从主客体关系、运行方式、依靠力量、时效性四个方面对监督控权与制约控权进行了对比，并指出监督控权容易出现不受约束的权力，且弹性较大、随意性较大、实效性较弱，而制约控权则不存在不受约束的权力，且刚性较强、随意性较小、实效性较强[4]。高山提出，权力制约是指权力系统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牵制、制动和约束；权力监督是权力主体的外部力量对权力主体的监察、监控和督促[5]24。葛洪义则从司法权的视角对监督与制约进行了比较，认为监督是权力高度统一前提下的工作职能分工，且具有可选择性，而制约是对权力进行分解，进而在这些分开的权力之间形成相互约束[6]。总体来看，在这一阶段，学界对制约与监督两者差异的讨论逐渐从较宽泛的概念比较走向制约制度与监督制度两种制度间的比较分析，即把制约和监督作为两种不同的控权制度看待。如魏宏就细致分析了制约制度与监督制度的功能差别，他提出，制约是将公共权力划分成不同的权能，分别交给不同的机关去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