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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顺应论的中国特色新词英译剖析 　　摘 要：著名语言学家陈原[1]（P1）指出，“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常常最敏感地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新词尤其是具有文化特色的词汇，可谓是体现时代变迁、社会进步的镜子。本文运用维索尔伦（Jef·Verschueren）的顺应论来研究中国特色新词英译，首先阐释了顺应论的基本内容，接着对中国特色词汇的特点以及翻译中的困难进行了概括与探讨，最后根据顺应论剖析了直译、意译、音译及音译注释等具体翻译方法。 　　关键词：顺应论 中国特色新词 翻译方法 　　一、引言 　　中国特色词汇产生于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及人文环境中，“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中反映民族信仰、感情的一类词汇，体现着整个民族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2]（P68）。由于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美学取向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在表达同一个观念时会使用不同的词汇来展示其独特性及文化传统。蔡富有指出，“新词，又称新词语、新造词，系为指称新事物、新现象和表达新概念等而创造出来的词语。它是个相对的、具有发展性的概念。此时为新，彼时为旧，每个时代都会有当时的新词语。”[2]（P69） 　　社会大变革中所涌现的大量新事物、新思想、新概念是语汇创新的基础，如春秋战国、汉、魏晋南北朝、唐等时代，都是中国古代新语汇出现的高峰时期。20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各方面的变化都很大，是语汇发展的又一高峰期。本文主要运用维索尔伦的顺应论来研究中国特色新词的英译，剖析了汉语新词的特点及其自身所含蕴的“抗译性”，阐释“三个世界”说与语内顺应翻译准则，并结合翻译实践中有关新事物、新观念、新表达的英译范例来分析讨论了中国特色新词的翻译策略。 　　一、顺应论及其对翻译的阐释力 　　1987年，维索尔伦提出了顺应论，为语言的使用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顺应论中首要概念便是语言选择。根据维索尔伦的观点，语言使用过程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3]（PP55-56）这些选择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语音/音系、形态、句法、词汇和语义层面。为了更好地理解语言的“选择”过程，需要了解三个重要概念，即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变异性描述了语言选择的范围，商讨性则是关于如何选择语言，而顺应性是对语言选择原因的阐释。 　　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际活动，不仅是语言交际变异的过程，也是一个选择和顺应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无疑包含了出于句法或语用考虑的语言选择。换言之，翻译是一个在不同层面连续选择语言的过程。译者必须在所有可能的结构层面上做出选择，包括音系、词汇、句法、语义和语篇，甚至体裁和风格。此外，译者应该还选择有技巧性的翻译策略。在翻译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选择都有平等的意识或目的。在理解原文本的过程中必须做出选择，同时也需在原文本的阐释过程中做出选择。翻译是一个语言使用的特殊过程，也是一个在双语转换的不同层面做出选择的复杂过程。维索尔伦的观点不仅有助于我们进行语用学研究，也为翻译研究的本质与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中国特色新词英译作为一种交际方式，亦体现了因为外部原因而在不同语言层面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 　　语言使用是一个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翻译也与之类似。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际活动，翻译是一个选择和顺应的过程。这点恰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解释。一方面，前文提及的语言三特性使得选择和顺应在翻译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翻译本身也是一种顺应过程，它主要通过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客体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突显程度这四个研究角度来实现。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还应从以上诸方面做出顺应。此外，如果双方均参与了此过程，顺应将会更难以做出选择。在每个阶段，涉及的非语言成分包括双方的物理世界、社会世界和精神世界。他们分别通过语言成分的解释和转移做出顺应。 　　二、中国特色新词的特点 　　语言是人类社会传递信息、实现交际的重要媒介，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分化、统一和发展，也必然带来语言的分化、统一和发展。20世纪后半叶，由于社会变革的急剧加速，新生事物层层涌现，在语言上表现为大量的新名词，不仅有物质性名词，还有精神性名词；不仅有科技性名词，还有包括文化哲学性名词。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强，各国间的交流更加频繁，科学创新层出不穷，反映这些新概念、新技术、新事物的词汇不断涌现，它们遍及于政治、经济、哲学、文化艺术、生活用语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在日新月异的社会中，中国特色新词表现出覆盖面广、数量庞大、文化意蕴独特等特点。大量中国特色新词不断丰富着汉语的表达，综合说来，这些新词具有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