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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与传承 　　提 要：“伏日”的习俗有古老的渊源，秦德公“初伏”仅指秦国第一次举行祭祀活动。作为节令的“伏日”，专指“初伏”那一天；“三伏”的具体时间受到夏至、立秋的日期和其所在“庚日”与夏至、立秋之时间间隔的影响，每年均不固定。《后汉书》所记“初令尽闭门”与《二年律令》所载“伏闭门”并不矛盾，前者只是汉和帝在执政期间初次施行。虽然在汉初和东汉都有“伏闭门”的习俗，但前者是当时政治环境与人口控制政策的产物，而后者则主要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伏日；择伏；伏闭门；变迁 　　“伏日”在秦汉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节令，可是传世文献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却着墨不多。目前学界除了根据有限的史料进行综合性的概述外，1很少有专题性的研究。“伏日”日期的选择尽管在传世文献中有很明确的记录，但新出土材料中也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这无疑为印证“择伏”的准确性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后世对此节令的成因虽然有不同的认识，2但都基于阴阳五行思想之上的理解，以致从明代开始就有人对其进行质疑。3此外，“初令伏闭尽日”在传世文献中首见于东汉和帝时期，而出土的西汉初年的材料中就有了“伏闭门”的记载，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又该如何作解？因此，笔者将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结合出土简牍中关于“伏日”的一些零星记载，对秦汉时期“伏日”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4 　　一、伏日时间考 　　从传世文献来看，关于“伏日”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如《秦本纪》云：“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集解》引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时无，至此乃有之。”《正义》曰：“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云初伏。”1又《十二诸侯年表》云：“秦德公二年，初作伏。”2通过对上述引文的比照，会发现两个细微的差异：首先是《秦本纪》里只提到“初伏”，而《年表》记为“初作伏”，虽一字之差，却引起了对《秦本纪》中的“初伏”是指“节令”还是“初次作伏”的疑问；其次是孟康与张守节的理解，《集解》只提到“六月伏日”，而《正义》在字面上扩展到“六月三伏之节”，这便引起了作为节令的“伏日”专指“初伏”、还是也包括“中伏”和“后伏”的隐性分歧。下面将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关于第一个问题，孟康曰“周时无”，《正义》曰“起秦德公为之”，这就给人以“伏日”初始于秦德公时期的印象。但今之学者却不都这么认为，如唐嘉弘先生认为所谓“初伏”或作“伏祠”并非周人所无，实为秦人所无；3陈梦家先生以《史记·秦本纪》惠文君“十二年初腊”正义云“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故云初腊”为据，认为《史记》所言秦初伏、初腊，其“初”者是指在秦国初行，并不是中国初行此制。4笔者赞同唐先生和陈先生的意见，并认为“伏日”自有其渊源，秦德公“初伏”只是秦国第一次在伏日举行祭祀活动。 　　要充分理解第二个问题，就不得不对“三伏”的具体时间如何设置而展开讨论。关于伏日选择的明确记录，见于《阴阳书》所载：“从夏至后第三庚为初伏，第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后伏，谓之三伏。”5但其准确性却无法自明。1993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的汉墓出土一批西汉成帝时期的简牍，其中被整理者题名为《元延元年历谱》和《元延二年日记》的材料中，涉及了有关伏日日期的内容。6 　　这批简牍虽然出土于黄河下游地区，但不应该仅仅反映西汉晚期东海郡、楚王国两地的节令，对同一纬度的黄河流域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所以据此材料为基础来探讨汉代的“伏日”问题具有可信性和可行性。根据《元延元年历谱》（公元前12年）的相关记载，现以表格的形式整理如表1： 　　该年的四时八节均在相应的日期下方作了标注，也许由于闰月的原因，在日历上反映出来的“初伏”时间在五月下旬，相对于颜师古注引晋灼《汉仪注》曰“六月、七月三伏”有所提前，7 　　“中伏”的设置与《阴阳书》的记载也有出入。同墓出土的《元延二年日记》（公元前11年）的记 　　由表2可知，该年“中伏”与“后伏”的设置与《阴阳书》一致，但“初伏”所在的日期，则因断简而不能得知，“立秋”的日期也没有被标注出来。根据同墓出土的元延元年历谱和太初以后出土的历谱来看，一般都注明了四时八节，该简虽然出自元延二年的“日记”，但其是在事先编制成册的元延二年历谱上的记事。因此，可以根据相关信息进行推算。经考证，一般认为“元延二年”的“初伏”应在六月十日，1干支为“庚子”；“立秋”应为七月一日庚申。当然，仅根据以上材料作进一步分析还略显不足，为进一步讨论，下面将上述两年的节令、历谱信息补充完整，再结合西北地区出土的属于太初历的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以及太初历施行之前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历谱进行对比研究。2需要说明的是，下表是以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3一文中的表格为基础，参照《汉代历谱》4、张培瑜《分至八节表》5的相关内容而制成，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