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边疆叙事”的文学史意义.docVIP

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边疆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摘 要] 边疆对于内地主流文化区域内的汉族作家，具有“异域文化”的特质。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在对边疆异域的想象中，流溢出不同于内地中原或东部沿海文学的异质元素，彰显出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他们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及宗教生活的描写，使特殊的边缘文化群落和宗教题材进入了当代文学的表现领域。通过对边疆大自然的复魅书写与动物重塑，树立了自然伦理的尊严；通过对边疆神性文化的推崇，表达了一种对过度理性的反思。同时，他们的边疆叙事小说，也为当代文学带来了更加丰盈的想象力，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容量和刚健的风格等诸多新的审美气象。 　　[关键词] 新时期；汉族作家；边疆叙事；文学史意义；价值取向；审美气象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1-0082-06 　　在新时期文学中，有一种令人瞩目的现象：创作主体是生活在内地主流文化区域内的汉族作家，由于社会时代情势或个人兴趣爱好所致，他们或者长期生活于边疆地带，或者短暂偶涉边疆，他们将笔墨倾注边疆区域，突出表现迥异于内地主流文化的少数民族风情和生活体验。神秘而遥远的边疆地带（如西北边疆之新疆，西南边疆之西藏、云南，东北边疆之大兴安岭、内蒙大草原）成为了他们小说创作的背景与表现空间。如王蒙、红柯、董立勃的新疆小说，郑万隆、迟子建的东北边疆小说，冯植苓、老鬼、姜戎的内蒙古草原小说，马原、马丽华、范稳、杨志军、杜光辉、宁肯等人的“西藏小说”。 边疆于他们来说，具有“异域文化”的特质，故其小说在对边疆异域的想象、描摹与呈示之中，流溢出不同于内地中原或东部沿海文学的异质元素。也正是这些异质元素为新时期小说带来了诸多新的维度与面相，从而彰显出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一、表现向度的延展拓宽 　　很显然，中国边疆地区如新疆、内蒙古、西藏、东北、云南等地，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从地理和文化意义上来说，具有某种边缘性和异质性。长期以来，当代文学惯有的叙事逻辑起点，是偏重于对内地中原或东部沿海等文化区域内的“生活”的发现和开掘，如革命历史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无不是迎应着主流文化区域内社会前行的步伐与内地人的世俗所需。 　　20世纪50―60年代，即便有大量的边疆革命题材小说及建设边疆、开发边疆的小说涌现，但作家依然是把主流文化预设为叙事的原点，从主流文化的视域打量着“边疆”，且带有明显的集体化叙事风格，亦即“边疆”总是主流文化要“化”之对象，亦如张柠所说：“对边疆的花草树木、山水荒漠进行‘二度叙事’，目的在于建构一种美学和行政管理学合二为一的新型词语系统和想象方式。大雁落脚的地方草美花香，澜沧江边的芦笙恋歌，蝴蝶泉边梳妆的美女，吊脚楼里的姑娘，天山脚下姑娘的曼妙舞姿，蒙古包里的马头琴和歌声，雪山下的哈达与青稞……通过修辞想象，美的自然、美的姑娘、美的爱情这种‘天人合一’神话，与缓解城市管理压力、建设边疆、无私奉献的现实律令浑然一体，既是命令也是诱惑。”[1]也就是说，彼时的“边疆”在文学中惯常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处理，边疆自身的文化特质沉埋于内地主流文化的强势躯体之下。 　　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则以个人化经历或体验作为叙事原点或者逻辑起点，撇开对“边疆”进行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处理的路径，多以边疆少数民族信仰和文化作为叙事核心，对边疆的文化事象与文化生态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对边疆文化真实、生命真实和存在真实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他们对边疆的异质文化与生活的态度，不再如20世纪50―60年代的边疆小说那样强调主流文化对边疆的改造，而是一再强调边疆的异域文化和异域生活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文化的多样生态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他们不是以批判、否定、改造、化成的态度对待边缘文化群落，而是能够以一种宽容、平和、同情、羡赏的心情来观照、理解和表现边疆。比如王蒙的新疆小说对维吾尔族文化和生活的表现，就丰富了当代小说的题材维度，他的《在伊犁》系列，从新疆的城镇、农村的日常生活入手，以宏观与微雕、粗犷与精细相协同的笔墨，描绘了一幅绵密而浓烈的新疆（特别是伊犁河谷）版的“清明上河图”式的社会风情画卷。他细致而精彩地描写新疆伊犁各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各种礼仪交际等日常生活，为我们提供了真切而全面的新疆文化记忆的底版。同样是新疆题材的小说，红柯则以诗性传奇和梦幻叙事的方式，为当代文学表现领域带来了一股强悍的新疆地域的血性阳刚的文化风貌，他的《西去的骑手》、《乌尔禾》、《帐篷》、《太阳发芽》、《莫合烟》，展示了新疆大野上不同于中原内地汉儒文化的别一种文化面影与精魂。马原的系列西藏题材小说，如《拉萨河女神》、《西海的无帆船》、《冈底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