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立省：清代湖南的文化工程和湖湘文化形象的塑造.docVIP

文化立省：清代湖南的文化工程和湖湘文化形象的塑造 　　[摘要]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对它的自觉意识与主动建构却以清代湖南建省为契机。自康熙年间湖南与湖北分治以来，湘人文化上的独立意识日益高涨，举办了一系列文化工程。通过科举分闱、编修省志等活动，不仅获得了独立举办乡试的权力，而且构建了一套有关湖南历史文化的叙述体系，凸显了湖南文物教化日新月异的气象。通过修纂地方诗征、地方文征，向世人集中展示湖湘文化史的成果，再现了湖湘文化的风采，改变了湖南群苗杂处、边僻无文的形象。这些文化建构活动为近代湖湘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清代；湖湘文化；建构；形象 　　[中图分类号] K2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035―06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历史地理条件不同，造就了丰富多彩、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是以在历史上，以地望名学的现象屡见不鲜，宋代有关学、洛学、闽学、湖湘学之分，清代汉学有吴学、皖学之别；晚近则有湖湘文化、巴蜀文化之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地域文化差异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地域文化差异的自觉意识又是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着时间的落差。这就使人们对地域文化的探讨大多带有“事后追认”的性质。至于如何追认，凸显地域文化的哪个面相，塑造地域文化什么样的形象，则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换言之，人们塑造出来的地域文化形象是客观历史与主观建构“共谋”的结果，既是对过往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导引，包含着人们的希冀与理想。本文试以清代湖南省对本省文化的总结与文化形象的塑造为例，对此作些分析。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指正。一必有专志，而后为省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然而，有意识地以湖南为范围来总结历史文化，却是以清代湖南建省为契机。在时人的言说中，行省不仅意味着行政上的分治，还必须有一套独立的历史文化叙述体系，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行省。[1]这种文化上的独立意识，激发了他们以湖南为范围来总结历史文化的热情，并通过编修省志的方式，为湖南制作了第一张文化名片。（一）“湖南之建行省，自分闱始” 　　湖南古属荆楚，与湖北分别称为楚南、楚北。又因地处湘水流域，故简称“湘”。唐代置“湖南观察使”，始有“湖南”之名。元明时期，湖南与湖北同属湖广行省或湖广布政司。康熙三年（1664），始分置湖南布政使司，控制南北，领九府四州。至雍正二年（1724），设湖南巡抚，“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湖南正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随着行政上的独立，湘人文化上的独立意识也在萌发，首先表现为对科举分闱的诉求。 　　清初湖南文化落后，是无庸讳言的事实。清初河北大兴刘献廷曾小居湖南，曾发出“无半人堪对语”的感叹[2]，从侧面说明了外界对湖南的观感。晚清湘人郭嵩焘承认：湖南历汉唐千百年来，虽然“魁人杰士挺生其间”、“文章节义，尤称极盛”，却“风气久而未开”[3]P523；自元代合荆湖南北及粤西为湖广行省以来，集诸路士子试于行省，近五百年的时间里，都视湖南为边郡之地，“言文学者弗及也” [3]P523。湖南虽然文章节义极盛，却被视为风气未开之地。郭嵩焘还推论，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就在于“科名仕宦之未显，其气固郁而不扬” [3]P523。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1期张晶萍：文化立省：清代湖南的文化工程和湖湘文化形象的塑造衡之以事实，郭嵩焘所言不为无理。清初两湖合闱乡试，而乡试地点则设在武昌。凡乡试大比，湖南士子需涉洞庭湖、远赴武昌，“客场”作战；而湖南中额者不及四分之一，或仅逾十分之三。[4]科举中额之多寡固然不能说明地域文化本身的高下，但在人才多由科举出的时代，此种情形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湖南人才的发展，也影响了湖湘文化的声誉。这是湖南亟需改变的。 　　自湖南设布政使司以来，本省士人即感家乡已是文风鼎盛，不愿意继续依附于湖北，要求自建贡院，独立举办乡试。历任地方官也反复上奏，吁请分闱，一则强调本省文风已开，再则宣称洞庭湖风大，交通不便，“部议愈坚，请之愈勤” [3]P523，如是反复请求十余年，终于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获准自建贡院； 雍正二年（1724），正式分闱，清廷单独拨给湖南科举名额。独立举办乡试不仅是一个省的行政权力的体现，也为湖南风气大开、人才奋起奠定了基础。是以论者谓：“湖南之建行省，自分闱始也。”[3]P523 （二）“有省必有志，有志乃成省” 　　对于一个独立的行省而言，仅仅有举办乡试的权力还不够，还需要争取对湖南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的阐释权。是故湖南建省后的又一举措，是编修求独立的《湖南通志》。 　　此前，湖南湖北合为一省，只有《湖广通志》，而无《湖南通志》。湖南建省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和雍正十一年（1733）两次纂修省志，仍仿前朝合湖北、湖南于一志，曰（康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