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否定与类型化承认：评判运动式治理的价值取向.docVIP

有限否定与类型化承认：评判运动式治理的价值取向 　　摘 要：作为一种政治权威性安排主动外放的政府治理模式，运动式治理实践效能的边界存在于强势行政主体职责同构和异体同位型的社会矛盾无法制度化解决的困境之中。在“存在即合理”的逻辑思维视域下，要摒弃对运动式治理模式作出二元对立式的非此即彼的价值评判方式，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实践理性的精神，从传统哲学智慧的“一分为三”思维出发来客观审视运动式治理。基于此，坚持运动式治理过程与效用的统一，应该持以 “有限否定”的价值取向，选择“类型化承认”的价值判断，找到新的评判标准，从而为国家整体的秩序结构转型和进入制度化分权调控的新时期确立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PCGM）的方位坐标。 　　关键词：运动式治理；一分为三；有限否定；类型化承认；多中心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3 　　作者简介：杨志军，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科学系访问博士生；彭 勃，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030） 　　一、问题的提出 　　在21世纪头10年“经济繁荣黄金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并存共生的现实背景下，我国面临着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所引发的多种公共政策困境。正如诺思悖论所指出的：“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①那么，我们需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结构中的政府治理如何在市场化和社会自我保护的“双向运动”中进行艰难的平衡并发挥“水龙头”作用？美国学者彼得斯（B.Guy Peters）针对传统官僚制政府治理模式的种种弊端和不适应，提出了四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即市场化政府模式、参与式政府模式、弹性化政府模式和解制型政府模式②。加上近年来学界反复提倡的企业型政府模式、无缝隙政府模式、服务型政府模式、整体型政府模式等，如此交错多样的政府治理模式不胜枚举。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性制度变迁的改革发展历程中，“一项以社会权利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其所采取的方式却是国家政权的积极干预和行政权力的强力支撑”③。也就是说，在社会权利与政府权力互动和双向运行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前提下，政府权力的赋予和社会权利的获得是政党基于科学领政执政和政府稳健有效行政的权威性安排主动外放的结果，当然有些还来自于政府改革的“溢出”效应。这种政府治理模式本质上是外生型而非内源型的，具有鲜明的外源性客体力量嵌入和“规划性”特征。 　　从政府行为主体的内源力量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治理表现出偶发性全能主义的特点，具有强烈的运动式治理取向，我们将之称为“运动式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在重大紧急突发性事件上具有泛政治动员化的倾向，在一些影响恶劣、久拖不决、积重难返式的社会问题的专项治理上则表现出泛经济化的倾向。那么，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政府在专项治理领域广泛采用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就一定是好或者坏吗？目前学界对广泛热议的政府运动式治理模式所采取的价值判断立场是什么？众所周知，政府既是现代化道路和市场经济改革的设计者与推动者，同时也是改革的主要对象。对于政府主导型的后发现代化道路来说，“削弱政府的作用在许多条件下等同于削弱推进现代化的动力”张国庆：《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两难抉择”及其应对理路》，《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在“存在即合理”的逻辑思维视域下，我们不打算设立某个假想敌并据此来争论运动式治理的好坏问题，因为其好坏不能简单地用讨论的方式来分出一个截然明了的胜负结果，何况这个结果并没有多少意义可言。相反，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实践理性的精神，对这一治理模式加以客观审视，尔后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找到一种超越对运动式治理作出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肯定或否定的价值评判方式和方位坐标，为政府治理模式的本质认识和转型之道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二、一致的批评：运动式治理的否定声音 　　2004年6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刘效仁的文章《淮河治污：运动式治理的败笔》。“运动式治理”作为一个名词第一次见诸报端。如果以此为节点考察便会发现，之前学界较少将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政府现象来加以研究，之后却将其看作一种政府主要的治理行为并加以全面的评判和阐述。尤其是此文以批评的态度开场，随后各大期刊发表的论文、短评颇有跟风效应，大多延续了这种价值取向。归纳起来，这种一致的批评否定声音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运动式执法不法。运动式执法是在讨论和研究运动式治理问题时最常涉及的面向，有人将其定义为行政机关通过集中优势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各种违法行为重拳出击，进行集中治理的执法行为。运动式行政执法反映在具体执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