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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秩序与大规模协作式农业文明的起源 　　摘 要：学界对中国早期文明从多源走向一元所形成的文明体性质存在诸多争议，是否是“大协作式”文明体是其中之一。吉登斯等从时间秩序角度解释了“协作”的含义，对解决此问题提供了启示。农时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协作计划”，而农时的传播能在多大空间内传播，使不同文明区保持农业生产同步，则为协作规模大小的标准。中国早期国家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时间秩序，从颛顼的“绝地天通”开端，一直发展到《诗经》的“远犹辰告”初步实现，最终实现了中国早期农业文明“千耦其耘”的大协作劳动局面。 　　关键词：时间秩序； 大协作； 中国； 文明起源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1-0156-11 　　作者简介：李友东，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天津 300384） 　　一、关于中国早期文明是否是“协作式文明”的辩论 　　关于中国文明从多源走向一体后形成的文明体的性质，学界存在诸多争议，是否是“大协作式文明体”是其中之一。下面是其双方较有代表性者： 　　（一）认为中国文明是“大规模”的协作体的观点 　　郭沫若认为商、周都是大规模耕耘农业。他以《诗经》中的《噫嘻》和《臣工》等诗篇作为主要证据之一，认为此诗是研究周代农业极宝贵的一项史料。诗中把周初的农业情形表现得异常明白。农业生产的督率是王者所躬亲的要政之一；土地是国家所有，作着大规模的耕耘；耕田的农夫是有王家官吏管率着的。这种情形和殷代卜辞里面所见的别无二致①。《丰年》中“万亿及秭”的情形同样表示着土地国有的大规模耕作，决不是所谓小有产或大有产的个人地主所能企及的。《载芟》中的“千耦其耘”和《噫嘻》篇“十千维耦”相印证，耕作的规模依然是广大的；且从事耕作的人有主（即王）有伯，有大夫士的亚旅，有年富力强者（“强”），有年纪老弱者（“以”），全国上下都是在参加的②。郭沫若还认为，诗经《噫嘻》篇“本身提出了周初农业生产的极坚实的社会史料，——那样大规模的耕作，在古代除在奴隶制度下不可能设想”③。 　　憩之赞同郭沫若的意见，认为《噫嘻》篇反映的就是在西北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上，开垦“终三十里”的田地，这是合乎实际的。强迫着两万个奴隶“亦服尔耕”，在统治者看来是值得骄傲的。史称“成康之治、天下安宁……”，这是西周奴隶制度达到的最高峰憩之：《关于诗经噫嘻篇的解释》，载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学遗产选集》（二辑），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79页。。胡毓寰也认为，“噫嘻”和“大田”两诗表现西周时代统治阶级对农业生产劳动，是由监耕小吏（田畯）监督着大批的农夫在广大田土上耕耘的。这种集体的奴役劳动，在古代只有奴隶社会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噫嘻”“大田”两诗中的农夫，事实就是奴隶胡毓寰：《从“诗经”“噫嘻”篇的一些词义说到西周社会性质》，载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诗经研究论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36页。。 　　冯天瑜等认为，春秋以前（殷商、西周），中国处于土地国有及公社所有、集体劳作的自然经济阶段，又或称作“三代井田”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之一就是“农业生产以集体劳作为主”。殷墟甲骨文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的卜辞。“协”字在甲骨文中像三耒共耕，靠“众人”“协田”是殷商时期盛行的集体耕作的反映。从宗族长老、青壮男子到妇女儿童，在广阔的田野一同耕作，一同收获谷物，并将集体的谷仓堆满，这是一幅大集体耕作的风情画。田产公有和集体耕作，与那一时代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相适应，也是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集体生产方式的沿袭，同时又与分封制直接相关。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可以被命名为“原始协作式农业自然经济”冯天瑜等： 《中华文化史》（上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129、19页。。 　　张岱年等则认为，中国是在耒耜耕作农业的基础上进入文明社会的，到春秋战国时代，发展为犁耕农业。耒耜农业的劳动方式是原始协作，至少是两个人协作（耦耕），更多的是许多人在一起集体耕作（“千耦其耘”）。由于生产依赖原始协作，所以个体生产力的成熟与阶级、国家的出现是不同步的。由于个体生产力的不成熟，土地私有制还没有出现，家庭仍是“同居共财”的家长制的家庭公社，结果使宗族贵族占了统治地位。中国古文明的这种特点显然与自然条件有关张岱年：《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 　　庞卓恒则认为，三代时期的协作共耕与原始社会或文明初期一般农村公社普遍盛行的原始协作已有本质的区别，已经不是在狭小的氏族或公社范围内的那种协作，而是在一个巨大的国家共同体范围内，在国家政治组织和血缘亲属组织相结合的体制下，按照大体一致的规范或“礼制”组织的协作。正是这种独特的协作劳动生产方式，播下了中华文明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