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与《大公报》.docVIP

胡政之与《大公报》 　　胡霖，字政之，1889年出生，解放前是我国著名的老报人和新闻机构的组织者。《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发表《新生宣言》，共有47年的历史。胡政之曾两度担任该报经理或总经理兼总编辑或副总编辑，历时共27年。 　　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 　　清朝末年有一个到国外留学的热潮，去日本留学的人最多。1906年胡政之只有17岁就自费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11年回国，当过翻译、律师、法官、编辑、教员等，时间都不长。1915年王揖唐任吉林巡按使（即省长），胡任王的秘书。次年王任段祺瑞内阁的内务总长（即部长），胡在该部任参事。 　　《大公报》原为满族人英敛之所创办。英敛之反对慈禧，拥护光绪，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他办报就是为了制造舆论以达到这个目的。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成立，他便无意继续经营，早已委托别人代管。1916年9月，他把《大公报》盘售给安福系的王郅隆接办。经徐树铮推荐，聘请胡政之任经理兼总编辑。胡从此不再做官，以办报为业。在易手之前，《大公报》是清王朝帝党的机关报，在盘售之后，就成为安福系的机关报了。胡政之在王郅隆接办后的《大公报》中工作了3年，由于安福系亲日卖国，声名狼藉，他也没有做出成绩。后来他不想再办这种机关报了。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由于参加了对德宣战，中国也算“战胜国”。从1919年1月18日到6月28日，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胡政之受王揖唐的委托，以《大公报》记者的身分前往欧洲，采访了这次会议。他不仅是到会的唯一中国记者，也是中国记者第一次采访这样重大的国际事件。在他之前到欧洲去采访的大概只有瞿秋白和戈公振。在中国报业史中，可以说他是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这种以总编辑的身分亲自外出采访的作风，他在此后30年中也没有改变。 　　新记公司的《大公报》 　　胡政之出国去采访巴黎和会，《大公报》仍由王郅隆经营。王本来是个粮商，在冶游时与安福系军阀拉上关系，成为安福俱乐部的会计主任。他没有办报的经验，聘请的编辑又不得力，言论亲日，不得人心，使这张报每况愈下。直皖战争之后，他去日本，1923年9月因地震死于大阪，报社由他儿子王景杭接管。随着安福系的没落，这张报苟延残喘，无人问津，最后每天只印几十份，在街上贴贴报牌子。1925年11月27日终于停刊。 　　这时，吴鼎昌已经成为北方财阀，很久没有做官，想办一张报纸作为政治资本，重登仕途。胡政之在1920年回国后，没有回到《大公报》，在北京林白水主办的《新社会日报》担任了总编辑，后又到由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出资经营的国闻通讯社工作，后任通讯社创办的《国闻周报》总编辑。当时，胡政之为国闻社办事常到天津，看到作为安福系机关报的《大公报》关门了，便想，能不能办一张没有背景的报纸呢？他没有阶级观点，但是他把“官”和“民”分开来看。张季鸾也是老报人，办报多次都失败了，这时正在天津赋闲，也想卷土重来。这3个人过去都相识，因而商量组织新记公司盘接《大公报》。新报社是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组织和张季鸾的文章相结合的产物。按照各自具备的条件，由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担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担任总编辑兼副经理。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于是新记公司的《大公报》便出版了。 　　新记《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续刊，内容丰富多彩，版面新颖别致，独树一帜，使人耳目一新。国闻社已有北京、上海、汉口、沈阳、哈尔滨5个分社，新闻来源比较全面。当时国民党的中央社还没有成立，要闻版全部都是专电。编排的形式也有突破。当时报纸是竖排的。要闻版头条由一般三栏高扩大到六栏，相当于横排的通栏。字号由老五号到一号，后来又增加了新五号和中号，大号之外再加超号，标题醒目。国际版、地方版、本市版都有专题报道的“特别栏”和“花边新闻”。把当时的几份报纸放在一起，《大公报》的版面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除综合性的副刊《铜锣》（后来改名《小公园》）外，还有艺术、戏剧、医学、法律、体育、妇女、儿童等周刊，约请社外的专家编辑，以满足各类读者的要求。这样，《大公报》在原来的废墟上又垒起了新的建筑。 　　在续刊之初，每天的发行额只有两千份，广告也不多，入不敷出，每月赔钱。一年之后销数增加到六千多份，收支也可相抵。此后几年的发展，日新月异，由平版机而轮转机，由每天一大张增加到四大张。1936年4月1日发行上海版，由地方性的报纸变成了全国性的报纸。《大公报》出版到一万号时，有些贺词是从欧洲寄来。在三十年代之初，《大公报》的声望已经越出国界。到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分别在重庆、桂林、香港三地同时发行，抗战胜利后又有发展。1948年分别在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处同时出版，销路合计每天共达20万份，超过上海《申报》（15万份）和《新闻报》（18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