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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解严”初期的台湾电影 　　[摘要]解严初期是台湾电影的转型期，也是台湾电影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时期。一些影片以民间的立场和在野的视角，修复或改写了曾被执政当局阉割或扭曲的本土历史。另一些影片则表现了无父的青少年及其迷惘的生活，呈现了混乱杂沓的现实景观，折射了当时台湾民众纷乱的心态。这一时期，台湾电影中的大陆形象已基本上从负面转为中性乃至正面形象，而两岸合拍片虽一波三折，但为两岸电影业输入了新鲜血液，并拓展了市场。 　　[关键词]台湾电影；本土历史；两岸合拍片 　　自1949年起，台湾全岛实施戒严。直到1987年，戒严令才被解除（简称“解严”）。解严并非一个孤立的政治动作，而是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一系列大的举措和改变：台湾当局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解除“党禁”和“报禁”；准许台湾影视界赴大陆拍片，等等。继而，蒋经国于1988年1月去世，李登辉继任“总统”。1987年不仅是台湾历史的重要拐点，也是台湾电影的重大拐点。一方面，学界公认，台湾新电影运动在1987年之初步入终结。另一方面，解严意味着在台湾实施了38年（1949—1987）之久的白色恐怖终于结束，威权政治的时代宣告终结，台湾的政治生态开始趋于宽松，走向民主化。这为电影营造了较为自由的创作语境。可以说，台湾电影在1987年告别了一个旧时代，迎来了一个新纪元。1987年至1994年可称之为解严初期。这一时期的台湾电影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并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颇值得深入研究。但本文并不奢望对该时期的台湾电影做面面俱到的评析，而将只论述其最突出的三个特点。 　　一、重新建构的历史影像 　　1988年，台湾的电视台和电影院里放映了一部MTV《一切为明天》。主题曲由苏芮演唱，其中有“睁开双眼，渐渐看清世界，发现我早已拥有太多。珍惜拥有的一切”，以及“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向前，付出所有绝不后悔。走出从前，一切为明天”等歌词。相应的画面则有：一群师生在拍摄毕业合影，空中有军方的飞机飞过（寓意台湾军队在保护民众）；一群中年人和孩子们在欢笑着用餐，餐桌上放着一顶帽子，上面有军队的帽徽（寓意当今台湾百姓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军队的保护）；台湾地区的历届领导人依次出现……。该MTV并没有打出演职员表，但知情人透露，这部短片是台湾“国防部”委托侯孝贤负责策划，吴念真和小野编剧，陈国富担任执行导演的。侯孝贤、吴念真、小野和陈国富都曾经是台湾新电影的重要代表人物，如今，他们却放弃了当年台湾新电影对艺术独立性的追求，转而与“国防部”合作，“投入这样一个制造伪时代记忆、制造未来幻像的包装工作”。于是，《自立早报》副刊、《人间》和《当代》等媒体陆续刊发了多篇文章，予以严厉批评。受到批评之后，陈国富表示他“有罪恶感”，侯孝贤则反复强调他的电影创作“向来不谈意识形态”。 　　围绕《一切为明天》的笔战所探讨的是电影与政治的关系，以及电影工作者的社会角色、文化立场和伦理责任等问题。大多数批评文章的主旨是：电影工作者应保持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电影创作的自主性，不应该被当局招安、收编，不应该向官方妥协。 　　三年之后，1991年底，著名电影人小野、吴念真、柯一正和黄明川为民进党制作了政宣广告片，却并没有引发任何批评。这或许表明，三年前对《一切为明天》的批判，未必纯粹是反对电影人与政党或政治的合作，而主要是反对电影人与国民党的合作。 　　在戒严的年代里，历史在台湾只有一个版本、一种说法，即官方版本、官方说法。并且，历史被当权的国民党设置了诸多禁区和种种禁忌，因而是残缺的、被肢解和扭曲的。解严之后，在新的语境下重新审视和建构历史，成为台湾电影的重要使命之一。《一切为明天》歌颂国民党军队在过去的岁月里对人民的保护，却避而不谈其对人民的镇压和迫害，还声称台湾民众“早已拥有太多”云云，故而被斥责为“制造伪时代记忆”。 　　解严后，台湾第一部与时代记忆密切相关的、极为重要的历史题材故事片毫无疑问是《悲情城市》（1989）。该片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表现的是1945年8月台湾光复至1949年12月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这四年多的历史。因此，该片触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国民党当局当初是以何种方式，通过怎样的手段，在台湾取得政权，获得并巩固其执政地位的？②如果它是通过屠杀人民而得到这一切的，那么它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就应该受到质疑。这实在是一个一针见血、击中要害的问题。 　　或许因为侯孝贤导演向来不喜欢触碰意识形态，不愿意陷入政治藩篱，所以《悲情城市》“对于当时具体的政治、社会情势，不只是保持疏远的距离，而且是有意的回避闪躲”。该片“对‘二二八（事件）’政治层面相当的淡化与闪躲，事实上极接近于目前国民党对待‘二二八’的态度”；“影片中人将‘二二八’的一切归咎于陈仪一人，而影片毫无涉及更广泛的政治问题，这也正是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