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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乾嘉学人诗 　　摘要：清代乾嘉时期，在重经史、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学人诗，以翁方纲的学人诗最为典型。这些诗堆砌学问、缺少性情，以经史金石等考据知识为诗歌内容，以考据学方法为诗法，违背了诗歌抒情性、形象性、含蓄性等特质，不被诗坛大家、名家认可，当时效仿者主要是翁方纲弟子辈。但此类诗重学问的特点，也得到一些诗论家肯定，并对后来的程恩泽、郑珍等人的诗歌创作有影响。 　　关键词：乾嘉学人诗；汪师韩；钱载；翁方纲；以考据为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177?05 　　乾嘉时期，考据学风兴盛，学者们“竭生平之功力以赴之，虽境遇至为困苦者，亦不稍减其学问之欲，反以是为高尚。其时之显官如王昶、毕沅、朱筠、阮元诸人，又复羽翼于其间，而当时政府及社会心理亦颇知尊重学者，故经学考证风气，充满国中，实从来未有之奇迹”。考据学风，[1]（439?440）已经深深影响到诗人，学问成为诗中的应有之物。袁枚虽然贬斥翁方纲、诸锦等人的学人诗，但也认为那些“一首之中，非无可传之句，而通体不称，难入作家之选”的诗篇[2]（157），是由于诗人欠学力所致。 　　学者重视经学及与之联系较为紧密的史学、金石等，加之当时统治者喜好以文字罪人等原因，部分学者开始把与现实政治关系不大的经史学问写进诗里。这样，既可显示学问，又得以避祸。于是，就产生了以经史为内容、质实涩闷、性情欠缺的学人诗。 　　一 　　学人诗在清代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词，绝非是说学者写的诗就是学人诗，像钱谦益、朱彝尊虽然既是学者，又是著名诗人，但他们的诗一般不会被人看作学人诗。而史学考据成就极高的学者赵翼，他的诗在清代也不被当作学人诗。因为这些诗人较少用僻典，一般不自注诗歌，很少把考据学知识当诗歌主要内容来写。学人诗是乾嘉时期少数学者所写的、偏离诗歌言情特质、包容大量考据学问的诗。代表作者有诸锦、陆奎勋、汪师韩、钱载、翁方纲等人，除钱载外，这些诗人都是比较有名的学者。这些人当中，钱载诗歌成就最大，但学人诗在其所有诗篇里比重不大，翁方纲学人诗最多、最为有名。 　　诸锦（1686—1769）是较早写学人诗的学者，字襄七，号草庐。浙江秀水人，雍正进士，著有《毛诗说》、《飨礼补亡》、《夏小正注》等。作诗好征典，言近旨远，根柢深而英华自茂。其《绛跗阁诗集》里有不少堆垛物名、仿“柏梁体”的诗，“兹举五七言古近体各一例。卷一《述怀》第三首：‘蓑笠铚耨□，弓庐陶旊段。砗磲玛瑙珠，鱼菽盐豉蒜’；卷八《又赋玉瓮诗》：‘……，觚盉角洗槃盂彝’；《七虫篇》：‘鼃黾蛾螳鼠雀蝉，飞鸣跳伏阶庭前’；卷十《六和塔宋刊四十二章经》：‘沈贺钱陈董，虞洪宋李韩。隶真行狎草，长短瘠肥宽’”。[3]（523?524）这些诗句不仅堆垛，而且只有学问，不见性情，是比较典型的学人诗。 　　陆奎勋（1663—1738），又号陆堂，浙江平湖人。奎勋年十二即能诗，未弱冠，以文字雄吴越间。早年喜读医、卜、术算、兵书，工文字，曾充《明史》纂修官，著有《陆堂易学》。能诗，《清史列传》称其“诗文自弱冠时已充箧笥，后乃以余事为之”。二人与汪师韩的诗作，都被袁枚看作学人诗，遭到了袁枚批评：“陆陆堂、诸襄七、汪韩门三太史，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2]（118） 　　汪师韩（1707—？），浙江钱塘人，行辈较翁方纲稍早，写诗好用僻典、喜自注，“尝赋《龙书》五十韵，临川李绂见之叹异，携入《八旗志》书馆，馆中见者多不知其辞所自出。李绂曰：我尚有不知者，何况君辈”。[4]（344）《龙书》诗中的典故，连李绂这样博闻的学者尚且不能全知，可见其僻。汪氏部分诗注太多，让人生厌。如他的《题夏承碑拓本》，全诗十九韵二百六十六字，而他对原诗的注释详解达五百余字。汪师韩在诗里大量自注的行为，遭到了袁枚批评：“韩门先生《蚊烟诗》十二韵，注至八行，便是蚊类书，非蚊诗也。《赠友》云：‘知来匪鹊休论往，为主如鸿喜得宾。’上句注：“《淮南子》：‘干鹊知来而不知往。’”下句注：“《孔疏》：‘鸿以先至者为主，后至者为宾。’作诗何苦乃尔？”[2]（119）从诗歌角度来看，注释使这些诗的意境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钱载（1708—1793），字坤一，号萚石。诗学韩愈和黄庭坚，造语盘崛，写诗主要在章句上与他人争奇，很少用僻字僻典，但因为当时学界风尚是通经好古、弃虚崇实，钱载不愿意被人们看作空疏寡陋之士，所以他的一些诗也“每使不经见语，自注出处，如《焦氏易林》《春秋元命苞》《孔丛子》等，取材古奥，非寻常词人所解征用”。由于这些诗“原本经籍，润饰诗篇，与‘同光体’所称‘学人之诗’操术相同，故大被推挹”。[3]（176?177）钱载这类用僻典、加注的诗，常被人们看作学人诗。钱载学人诗数量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