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出人意料的罢免令.docVIP

顾维钧：出人意料的罢免令 　　1926年7月，顾维钧出任杜锡珪内阁财政总长，揭开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值得回味的一页。 　　顾维钧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 　　“在我到职之后，各司司长前来拜访，几乎每个人都建议我应该如何如何。他们建议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拜访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他们说，历届财政总长就职后都要拜访他。我惊问其故。他们说他是财政部属下的官员，但握有全权。” 　　财政总长顾维钧的下属们说的都是实话，这的确已成为一种惯例。不过，他们显然刻意隐瞒了安格联的绰号——“太上财政总长。” 　　二五附税 　　1927年新年伊始，刚刚走马上任的顾维钧内阁发布了3道大总统令，决定独自开征附 　　加税。 　　此时的海关在安格联的统治之下，变成了比赫德统治时还厉害的外国统治机构，没有他的点头，公债无法发行。这个“太上财政总长”，实在不是浪得虚名，直接掌握着北洋政府各届内阁的命运。 　　此时的政府，本为吴佩孚所拥立，但骄横跋扈的安格联，一向不把北京政府首脑放在眼里。中秋将至，由于他不肯提供“秋节库券”保管基金，并授意银行界不愿承募，从而导致了一场军警强索现金的“中秋危机”。恰逢吴大帅在鄂战败，张作霖声势增强，便以军队索饷事件为由，迫使杜锡珪摄政内阁辞职，财政总长顾维钧调外交总长代理阁揆。 　　1926年10月5日，做了3个多月的财长之后，38岁的顾维钧成为国务总理。 　　又是3个月之后，刚刚改组上任的顾维钧内阁，于1927年1月12日发布了三道大总统令： 　　一、自1929年1月1日起，行使关税自主权； 　　二、自1927年2月1日起，征收华盛顿条约附加税； 　　三、令财政部会同税务处征收此项附加税。 　　这三道命令的实际意义在于，顾维钧内阁无视华盛顿条约的规定，不再等待关税会议的批准，独自决定开征附加税，向列强硬索。 　　早在关税会议被束之高阁之际，广东国民政府对列强侵略特权发起了猛烈冲击，决定行使关税主权，从1926年10月中旬开始征收“出产运销物品内地税”，税率为一般货物百分之二五，奢侈品百分之五。该税的征收不经过海关，另设专门征税局负责。 　　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为日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实行国定税则，开了先河。 　　矛盾重重的列强，除于11月发表了一项联合抗议之外，未能采取任何有力行动。广东政府征收新税的成功，不仅使它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中更加深得民心， 而且得到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这一切深深地刺激了北洋军阀和外交系名流，使北方要人“羡慕不置”。 　　“南方已开征（二五）附税，北京如不开征，则自吃亏”。一来，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下，以顾维钧为首的北洋外交系一向以超党派的民族外交家自居，十分愿意在激昂的民众面前充当收回国权的代表；二来，顾维钧有了“中秋危机”的前车之鉴，为了安然渡过即将到来的旧历新年，他必须有所动作。1927年1 月3日， 在北京关税委员会会议上，实行二五附税案一经提出，一致通过，决定由海关来统一征收。 　　生死抉择 　　安格联妄想由列强来维护海关的完整，从而有效地保护英国和其他各国的在华利益，也保住他高达一千英镑的月薪。 　　广东国民政府开征附加税的消息，对安格联而言，犹如五雷轰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英国外交部。 　　英国政府想要尽可能地争取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因此决定默认这些新税“并希望海关予以协助”。 　　二五附税的征收机关，不是海关，而是在“海关、常关收税所附近征收”，这是对海关地位的否定，势必造成海关行政的分裂。显然，这威胁到海关及安格联本人的地位，因此，他再也坐不住了。只要一想起广州工人纠察队搜查外轮的场景，安格联就立刻会联想到他们“势必和外轮职员直接冲突，造成混乱，引起国民政府和各国政府的摩擦。” 但英国政府已决定将妥协进行到底，指示安格联“海关在广东和其他地方对国民政府保持一种友好的合作态度，会大大地有利。” 　　无望之下，安格联便挑动各国出面干涉。他认为，“如果主要的航海国，一致决心阻止不负责任的排外煽动摧毁海关，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可能发生的任何政治动荡中安然无恙”，因此他主张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由列强来规定海关的地位，维护海关的完整，从而有效地保护英国和其他各国的在华利益。当然，也保住他高达一千英镑的月薪。 　　然而此时的英国，辉煌不再。面对北伐军在两湖的胜利，既不敢也无力单独相抗，对丧失所有在华特权、尤其是长久以来对海关的控制，甚为担心，为此，它派出新任驻华公使蓝普森前往武汉与国民党建立联系，成为列强中第一个访问国民政府的外国使节。12月18日，英国代理公使欧马利又向各国公使提出了被称为“圣诞礼物”的《英国对华新政策备忘录》，声称“北京政府权威渐至低减，殆及于无”，而“广州有一强健国民政府”，主张各国在共同促使中国尊重既有条约的同时，“现即对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