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川革命老区“就地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融入.docVIP

论四川革命老区“就地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融入 　　【摘 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和政府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因此，对于四川革命老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模式选择，成为四川学界和政府共同关心的论题，而“就地城镇化”建设是比较符合西部区域特色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要求的模式，同时她也有利于西部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建设主体的有机融入。 　　【关键词】四川革命老区；就地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主体融入 　　2013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地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由此，新型城镇化道路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入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主题，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务。然而新型城镇化建设一定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扩大城市规模的城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镇化，而不是只见高楼不闻人声的城镇化，所以，离开了人的城镇化的主体融入一切都将成为空中楼阁。特别是对于地处西部的四川革命老区的城镇化建设来说，还必须符合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充分调动西部区域的广大人民来实现自己的新型城镇化梦想。 　　“四川革命老区”是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境内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1932年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入川，建立了以四川为主体，以通江、南江、巴中为核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随后红军长征进入四川，足迹遍布70个县，建立起川康边、康巴、广元、绵阳等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境内先后创建过10大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给予四川革命老区根据地高度评价，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四川革命老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困境，特别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方式上需要我们慎重做出科学的决策，充分调动我们“新生代农民”的积极性服务于西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它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内需，也是支撑我国经济未来20-30年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在一定意义上，如果说工业化主要是创造供给，那么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它不仅是带动投资增长、引发消费需求、推动经济服务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的重要手段。构建新型城镇化，主要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一、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社会融入的现实困境 　　201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概念。2010年6月21日，“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以下简称“全总课题组”）发表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明确“新生代农民工”就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08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他们“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时代性”体现为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作谋求发展的途径，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发展性”体现为他们的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他们大多刚出校门3-5年，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双重性”体现为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边缘性”体现为他们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融入主流圈层，位于城市的底部。因此，他们在城乡两端都处于一种边缘化状态。 　　“全总课题组”通过调查分析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六方面的主要问题：（1）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2）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3）受户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