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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判结合与民事司法本土化模式的形成 　　摘要：作为我国民事司法显著特点的“调判结合”，发源于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实践。“马锡五审判方式”中采取“就地审判”和“共同评理”的做法，是“调判结合”产生的直接原因：而在儒家思想长期影响下形成的“得理饶人”的民间儒家文化心理结构，则是其产生的深层原因。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的司法的群众路线，最终促进了中国民事司法本土化模式的形成。 　　关键词：调判结合；马锡五审判方式；民事司法；本土化模式：民间文化心理结构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2-0039-04 　　“调判结合”是我国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它集中表现为诉讼调解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具有的价值正当性。追根溯源，调判结合的价值正当性直接来自于陕甘宁边区司法实践中诞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尤其是其“就地审判”和“共同评理”的做法。若进一步探究，则其深层根源是几千年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讲道理”或“讲理”和“得理饶人”的民间文化心理结构。 　　一、调判结合制度的确立 　　马锡五审判方式在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实践中出现后，有关方面多次对其特点进行了阐发和表述。其中，与“调判结合”最接近的、最早的提法是“审判与调解结合”，此系谢觉哉首先作出的概括。他认为，这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主要特点之一。由谢觉哉起草，发表于1944年6月6日《解放日报》上的边区政府《关于普及调解、总结判例、清理监所的指示信》指出：“审判与调解结合，即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马锡五同志审判的一件婚姻案、两件土地案，奥海清同志审判的土地案，都是负审判责任的人亲自到争讼地点，召集群众大家评理，定出双方都愿意接受也不能不接受的法子，是审判也是调解。这方式的好处是政府和人民共同断案，真正实习了民主；人民懂得了道理，又学会了调解，以后争讼就会减少”。“调解以自愿为原则，审判则带强制性，但审判得好，赢的输的都会自愿地服从。审判与调解是一件事的两面，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是与调解结合的。这是一个大原则，为群众又倚靠群众的大原则。” 　　“审判与调解结合”之所以成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主要特点之一，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就地审判。就地审判与“坐堂问案”颇有差异。在就地审判的过程中，究竟是判决结案还是调解结案的问题，随着案件事实的逐步清晰化、双方当事人的心理和态度的变化，以及参与审判的当地人的态度对法官和双方当事人的影响，会产生很大的变数。实行审判与调解结合，法官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应对，在审判和调解之间迅速地进行“切换”，可判则判，可调则调。反之，如果将“调审分离”的程序机械地适用在这里，主审的法官只能审，主调的法官只能调，即使就地审判一个案件，至少也要去两位法官，司法的成本就必定过高。换言之，“调审分离”不管是调还是审，其制度设计都是原告到法院起诉，被告应诉，法官“坐堂问案”：而“审判与调解结合”则是与就地审判相适应的。第二，有关人士特别是当事人所在地方的人士共同评理断案。1945年1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工作》一文，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点概括为八个方面，其中第六个方面是：“邀集有关的人到场评理，共同断案”。马锡五本人在195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就地审判是一种“采用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这种审判方式的基本特点是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就地审判，在群众参加之下，解决问题。从调查到审讯都是密切联系群众进行的。因此，结案迅速、正确。凡属调解范围的案件，就在裁判员掌握下或交由群众调解结案；凡不能调解或调解不成的案件，就把调查研究的情况放在群众中进行酝酿，是非曲直摆在明处，取得多数人思想认识一致后，再行判决。这样，既合原则，又易于为群众所接受。同时，由于从调查到审讯和宣判整个过程都是联系群众进行的，所以，这种就地审判对于提高群众的法律认识和守法精神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这种审判方式很为群众欢迎，也是初审机关常采取的一种方式。” 　　而“邀集有关的人到场评理，共同断案”的提法，是在马锡五审理的或者与他有关的具体案例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例如，《解放日报》1944年3月13日记载的王治宽与王统一土地纠纷案：“合水县五区六乡王家庄王治宽，父在时买得高姓之地一块，计四段五亩，约据上写明东南北三面俱靠王统一的地，西面为庄窑。王治宽企图霸占王统一家的一亩打粮场地基，遂故意歪曲方向，把南面说成西面，因此发生土地纠纷，当时区乡干部及四邻群众出面调解，认为王治宽为无理。王治宽不服，告到合水县府，县司法处只凭呈状所说，未往实地调查，致将场地判归王治宽所有。王统一不服，上诉分庭，双方辩论，各有各的道理。马锡五同志即派石推事赴当地实际调查，石推事在马锡五同志的审判精神之下，就协同县、区、乡许多干部及约据上所写有关房亲与证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