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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检察维度的司法公信力构建 　　【摘 要】 文章阐述了检察权独立与构建司法公信力的关系，分析了检察公信力构建的实践困境与挑战，提出了检察公信力构建的实践路径与选择。要完善刑诉立法、改进考核体系，正确处理侦查权与检察权的关系；树立证据意识、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检察权独立的关系；树立“检察一体化”理念、改革人事管理和经费保障制度，正确理顺地方政府干预与检察权独立的关系。 　　【关键词】 检察权独立；司法公信力；构建；法律监督 　　现代法治理论将“中立性”作为评判司法权的重要标志，司法被严格限定为法院的职权，即以司法权为核心的“小司法”，在提及司法公信力时特指法院职能下之司法公信力。而在我国宪政体系下，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甚至包含特定条件下的司法行政机关，属于典型的“大司法”范畴。故检察机关职能的行使或曰检察权的行使对司法公信力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法国学者马萨别曰：“检察机关是始终朝气蓬勃的、站在前线的、社会秩序的捍卫者，一切家庭的安宁、公民的安全、正当理由的维护、对宪法和法律的遵守等，都应信托于它。”[1]本文侧重围绕检察权的独立行使与司法公信力的构建展开论述。 　　一、检察权独立与构建司法公信力的关系 　　检察权独立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指检察机关依法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说明检察权独立行使是有宪法依据的，宪法是检察机关行使职权与其进行活动的权力来源和基本出发点，也是分析检察机关性质与地位的基本依据。[2]同时，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即在性质上表明了检察机关是区别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军事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该职能定位突出了检察机关的国家性，其法律监督代表的是国家与人民的意志。 　　“所谓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普遍地对司法权运作具有的信服力和认同感，并遵从司法权运作的一种状态和秩序。它表明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程度，也反映司法权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力和影响力。”[3]司法权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权威与影响力并不因司法权的存在而存在，而是通过司法活动依法、独立、公正的在个案中良性运作而逐步形成的。或曰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是获取社会公众信服力和认同感的关键。 　　当年，德国磨坊主拒绝拆迁并声言倘若皇帝强拆就诉诸法院，据说威廉一世闻之大喜，曰：“吾国民如此信赖法律！”这里的“法律”可以用“法院”以及其他司法机构来替代而意思不变，当法律的权威高过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民众自然将公道寄希望于司法机构而不是某位官场人物。[4]德国磨坊主状告国王案彰显了法律对私权的公正保护，但该愿景的达致离不开司法权的独立。倘若司法权受制于王权，则无法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法治理念，社会公众亦不能从司法权的运行中感受到信服力与认同感，司法权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力和影响力也无从谈起。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公诉权、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和执行监督权。[5]但检察机关核心和标志性的职权为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和侦查监督权，该三项权力是否能够独立、公正行使直接关乎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构建。 　　其一，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依法、独立行使是构建检察公信力的前提。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指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与其职务相关的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的一项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2款是关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管辖范围的规定。[6] 　　其二，公诉权的依法、独立行使是构建检察公信力的关键。“一般来说，公诉权是指代表国家对危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进行追诉的权力。”[7]公诉权是检察机关古老而标志性的职能，公诉权的不当行使会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动摇检察权的基石。 　　其三，侦查监督权的依法、独立行使是构建检察公信力的保障。因此，为了遏制侦查权的异化，将侦查权的行使限制在法治的框架之内，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而有效监督的前提是独立行使侦查监督权，摈弃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重配合”、“轻制约”的执法理念，使侦查权的运行回归到合法、有序、良性的轨道上来，为构建司法公信力奠定源头上的基石与保障。 　　二、检察公信力构建的实践困境与挑战 　　1、“重配合、轻制约”，侦查权不断侵蚀检察权，导致检察权异化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的执行法律。从该条文的规范来看，公检法三方进行诉讼活动，采取的方式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达致的目的是“保证准确有效的执行法律”。简言之，三方“分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