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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太行山大生产运动 　　1943年10月，遵照中共中央决定，一二九师师部与八路军前方总部合并（保留129师番号），中共北方局和太行分局合并，撤销太行分局，由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直接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的敌后抗战工作。 　　身为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的邓小平，也从涉县的赤岸村移居山西麻田镇，主持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日常工作。上任初，摆在邓小平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带领根据地军民克服粮食和物资缺短的严重困难，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和今后的大反攻奠定坚实的基础。 　　生活依然拮据的北方局 　　1942年、1943年，是太行山抗战根据地异常艰难的两年，除了日寇频繁的大扫荡和经济封锁，旱灾、水灾、蝗灾、瘟疫等灾害也降临到很多地区，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就连部队，也是经常以野菜充饥，而且，很多战士吃不饱饭。在一些地方，群众甚至连树皮都剥光了。 　　对于领导整个华北抗战根据地开展敌后工作的北方局来说，也和普通军民一样，过着紧衣缩食非常拮据的日子。邓小平到北方局主持工作初，北方局机关领导和人员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 　　1943年11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前赴延安参加“七大”会议，途经太行山，来到了麻田，顺便向北方局领导汇报了山东根据地对敌斗争和经济建设情况。 　　朱瑞是江苏宿迁人，1905年生，曾赴苏联留过学，担任过北方局组织部部长。白天，他同北方局的几位领导一起吃饭，发现小灶里的细粮很少，菜也不好，便追问北方局秘书处的处长陈鹤桥：“你就不能把领导同志的生活搞得好一点儿么？” 　　陈鹤桥是安徽霍丘县人，1914年出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校部秘书、抗大总校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等职。此时，北方局的后勤工作归他这个秘书处处长负责。 　　陈鹤桥对朱瑞无耐地说：“蔬菜可以靠自己解决，但要想吃点肉食和细粮，很困难。”在物质供应奇缺，大家都很困难的时期，北方局要想改善伙食，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之后，朱瑞也看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的食堂和北方局一样，都是吃的野菜和稀饭。朱瑞觉得，作为领导根据地军民抗战的首脑机关，生活也太困难了，他见了邓小平，便问道，为什么总部和北方局领导机关的供应都这么困难？还要吃野菜？！ 　　邓小平向朱瑞解释了太行山根据地这两年所遇到的困难，朱瑞也明白了内中原由。 　　由于太行山区连年灾荒，田地收成减少，而且，敌人连续大“扫荡”，破坏根据地，也让军民们在粮食和其他物资上蒙受了巨大损失。同时，另外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太行区人口少，人均负担却很重。按中央规定，各个根据地的脱产人员数量不得超过负担人口百分之三的比例（军二政一），太行区负担人口有150万，按规定，只能负担3万人员的抗日部队和1.5万人员的地方干部，但是在实际负担上，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前两年，驻扎在太行区的部队有4万多人，地方干部2万多人，而且，八路军前方总部、北方局这一级领导机关及直属单位（包括抗大总校两千多人），一二九师、太行分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一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人员，也都需要太行区人民直接负担和供应。虽然说，总部和一二九师这两级领导机关的人员经过了大力精简，但是，从脱产人员总数来说，仍然超过了太行区人民应有的负担，军民们也不得不吃糠咽菜，过艰苦的日子。 　　朱瑞有些动情地说，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领导着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在物质供应上，应该由华北各个根据地共同负担，不应让太行区人民独力负担，山东地区可以负担一部分。 　　邓小平微笑着说，你的意见也有道理，但是，华北各个根据地都有困难，而且，交通被敌人重重封锁，由各地负担供应，运输上很不方便，也很难做到，我看，主要还是靠我们党政军人员和太行山的人民一齐，动手发展生产，这样，是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的。 　　邓小平推动大生产运动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十大政策是指“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这十项政策和工作。 　　1943年10月、12月，邓小平两次组织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等机关领导，讨论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会议也将1944年根据地宣传和执行十大政策的重点放在生产上。在会上，邓小平说道：“开展全年的生产大运动，把减租减息、救灾都提在里面，晋察冀在这方面，因反扫荡，会受到影响。在大生产运动中应密切结合减租减息，以减租推动生产运动。中央说的减租减息和拥政爱民，都是为了明年的生产运动。在灾区与灾荒严重地区，一定与救灾斗争结合，平原地方应密切结合反资敌，提出保护生产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