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国史大纲》.docVIP

钱穆与《国史大纲》 　　若按当下的毕业文凭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只能是中师肄业。 　　钱先生9岁入私塾，13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1年因辛亥革命被迫辍学，这一年钱先生只有16岁。此后便开始了一生漫长的自学。1929年，钱穆先生任教苏州中学时，在教学之余依然不放弃学术研究，撰写了《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刘歆年谱》等重要研究作品。四川蒙文通先生此时正在南京内学院跟随欧阳竞无学习佛学，在苏州游玩的时候，与钱先生结交，并阅读了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认为体大思精，唯清初顾亭林诸老可比。顾颉刚先生因读《先秦诸子系年》，以为钱先生学问不宜久居中学，而应去大学任教。1930年顾颉刚回到北京，在燕京大学任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向钱穆先生发出邀请。钱穆终于接受邀请，于同年来到燕京大学任教，次年转入北京大学教授历史。 　　一、讲授中国通史 　　《国史大纲》的写作，要从钱穆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谈起。 　　1931年，钱穆接到北京大学寄来的聘书，随即到北大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揭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也在国内掀起一片抗日救亡的浪潮，在这样的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中国通史作为大学必修课。 　　当时的北大也遵令设立了通史课程，但却是由不同的老师讲授不同的时代。钱穆对此颇不认可，他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今天在这里讲课，却不知前一堂课是何人讲了什么，亦不知后一堂课又将由何人再讲什么。这样毫无线索地讲授，对于你们来说，其实只能感到头绪纷繁，不得要领。”随即，他慨然表示，自己愿一人担任中国通史的讲授任务。1933年，北大于是聘其一人讲授中国通史课程。 　　独任中国通史课的第一年，钱穆几乎将所有的精力耗尽，为了让学生达到修习通史的真正目的，钱穆给自己下了严苛的规定：必须在一学年规定的时间内讲授完毕，决不能有首无尾，中途停止。为了达到这个要求，钱穆也做了大量努力。在开学前，用四五天的时间反复思索，将全部课程纲要写定。在每次上课的前一天，要用一下午的时间来对明日2个小时的讲述内容进行取舍，以达到全部史实彼此相关，上下相顾。择选精要，详略得当。同时，他还将所需要的史料，记录下来，以便课堂查考。 　　精心的准备当然带来精彩的内容，虽然中国通史仅仅是北大文学院新生所修，但往往会吸引高年级的学生和其他学院的学生，乃至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前来旁听，每每一堂课，就有三百人前来旁听，不但没有空座，连站着的人都挤得满满的，真可谓盛况空前。在北大讲授四年后，已经到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集体迁往西南。开始了八年西南联大的教书史。在西南联大，钱穆先生仍然教授中国通史，听课的场面仍然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讲授时，无路可走，而需要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 　　更有一名学生，自读高三时前来听课，钱穆先生在北大讲授的四年中，每年必至，在西南联大讲授的两年，也可见到这个学生的身影，前前后后听了六年之久。钱穆先生告诉他，这课程每年的主旨都是一样的，不必如此重复，而此学生则答道：因每年听讲都有新得，所以屡听不厌。钱穆讲授的这门《中国通史》课程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经过几年《中国通史》的讲授，钱穆在获得学生的一致认可之外，还积累了厚厚五六本史料，这些史料成为《国史大纲》写作的祖本，为国史大纲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二、撰写《国史大纲》 　　内迁之初，西南联大各院系多有分散，钱穆所在的文学院先在衡阳的衡山停留，又迁至北距昆明300公里的蒙自，并在此开课。当时，无论师生都因为形势影响，人心涣散，无法安心读书。在北京曾旁听过钱穆先生讲课的陈梦家，此时已经成为钱先生的同事，他力劝钱穆为中国通史写一部教科书。一开始，钱穆还有所顾忌，毕竟，通史写作非常繁难，要求很高，而因为流亡不定，相关可供查阅的资料又十分缺少，他想等到时机成熟时，再按《廿二史札记》的体裁，以笔记的形式，按各个专题来写。 　　陈梦家的着眼点与钱穆很不一样，他对钱穆说，如此，则此书仅仅对研习历史的学生有用，而不能对全国的青年有用，为了时代的需要，您应该先写一部教科书，让广大的全国青年受益。钱穆说，你说的话很有道理，我要再思量考虑一下。 　　又过了两天，陈梦家又敦促钱穆，此时的钱穆仍没有最后下定决心，他总觉得，如果能平安返回北京，再做这件事，可能会更加稳妥。陈梦家又是一番极力劝说。并指出，现在这种情况，书籍缺乏，却正是写一部简明通史的大好时机。在陈梦家的积极鼓动下，钱穆终于改变了初衷，答应一试。他取出一路藏在衣箱底层夹缝中带来的中国通史的讲授随笔，准备开始。 　　然而，事多有坎坷，钱穆已经决意撰写《国史大纲》，却传来文学院要再迁昆明的消息。钱穆听闻，担心因为昆明事务繁多，无法静心写作。思量许久，决定在昆明不远的宜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