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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评《隶变问题新探》 　　摘 要：隶变是汉字发展的重要环节，对隶变问题的考察与探讨研究是汉字发展史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从中国人民大学王贵元老师《隶变问题新探》出发，讨论了隶变形体是否导致俗字产生以及隶变产生的深层原因这两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隶变问题新探》 隶变 俗字 汉字发展史 　　《隶变问题新探》是中国人民大学王贵元老师于2011年发表在《暨南大学学报》上的一篇论文，文中王老师阐释了隶变的本质、隶变产生的原因等命题，并得出隶变过程中产生的新形体不是俗字的结论。 　　文中许多观点很有创建性，如对隶变和隶书的界限厘定：“隶变是战国晚期各区域文字的共有形变趋势，而秦汉之后的隶书则是由秦系文字发展而来的。”观点新颖独到，确是隶变问题探索之新。虽然以前的学者多有提到其他六国文字与隶书有同样的形变现象，如唐兰、饶宗颐、郭沫若、姜亮夫等，但都未将这种区别以概念的形式明确提出来。隶变和隶书是既有联系又不同质的两个概念，这个观点的提出，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隶变问题，是很有意义的。然而文中还有一些观点是值得再次探讨的，一个是隶变产生的新形体不是俗字，另一个是出现隶变现象的原因是汉字形体系统由表示物象转化为表示词的音义。这两个问题都是研究汉字发展史的基础问题，是我们深入探讨汉字史的基础构架。现在我们将这两个问题分开讨论： 　　一、隶变形体是否是俗字 　　王老师在《隶变问题新探》中说“把大量的隶变形体认定为俗字是错误的”，因为“在建立新的字形系统的过程中，由于文字体系处于自然演化状态，呈现出的是多途探索、多种改造方式并现的面貌……在当时，这种多形体都是新体系建立过程中的探索形体，也即都是汉字形体正常演化的结果，并无主次、正俗之别。”“建立新的字形系统的过程”即隶变过程。 　　如果我们认真回顾一下俗字的定义，就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近人对俗字之名义多有论述，俗字的性质范畴已较为清晰。如俗字学大成者张涌泉先生定义俗字为：“汉字史上各个时期与正字相对而言的，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又如台湾俗字学专家蔡忠霖所言：“写法有别于官方制订之正字，乃经约定俗成而通行于当时社会，且易随时、地不同而递变之简便字体。”可见，俗字是相对于正字而言的，与正字是矛盾的双方，彼此对立又相互转化，而且它也有广泛的适用性。既然如此，无论隶变形体出现得多么“名正言顺”，在它未成为正字之前，它就是俗字。由此观之，隶变产生的新形体确是俗字。 　　再者，王老师又谈到“隶变俗体与民间俗写完全是两码事，相反，隶变形体恰恰应视为正规形体”。文字本来是广大人们记录语言的工具，产生于群众，又服务于群众。隶变是对古文字阶段中的一个变化过程的归纳，它是属于文字范畴的，其变化形体依然作为工具服务于群众。隶书产生之初就是作为小篆的俗体而存在的，当时掌管文书的胥吏在快速书写的需求下，改变当时正字――小篆的字形，也因此古代“隶书”又叫“佐书”。如人们将“”（生）上方向上弯曲之形或拉平成一横，或写成今天的样貌。我们不能因为这两种新形体形成于上层官僚就说它们是“正规形体”，相反它们只是作为当时正体小篆的简便写法。更何况这些写法只有在被广大人民普遍认可并使用之后才能获得正体的地位。再者，如果我们本着这种观点去推究其他隶变形体，那么同一个字的正规形体将何其多，正体也就失去了它规范的意义。隶变过程确实导致了大批俗字的产生，它是俗体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 　　仔细体味，王老师之所以说隶变形体非俗字，更深层的原因是他把俗字的产生默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的随意出现，因为他说“这种多形体都是新体系建立过程中的探索形体，也即都是汉字形体正常演化的结果”，因着这“正常演化”，这些新的形体也就“无主次、正俗之别”。其实绝大多数俗字的产生都是有依据可寻的。 　　关于俗字产生的原因，前人论述得还不算多。从已有的论述中看，多从非心理、心理两个方面进行探讨。非心理原因如：纸的发明、社会的动荡、书法家的标新立异、隶变、草化等；心理原因如：求表意明确、求表音明确、求整齐美观等。这些原因大都只是俗字产生的有利条件，并非深层动因。笔者认为俗字产生的原因应该从汉字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去寻找，即汉字体系演化的动因本身――文字作为一种交际工具，需要不断完善自己来满足人们快速识记与书写的需要。具体体现为改善字形以便于书写，改善构形，使词的音义更加明显，以便于识记，这也是文字发展的规律。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汉字形体发展的过程以及俗字形成的方式两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以甲骨文和金文为例来说说第一个方面。甲骨文和金文是我们现知的最早的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按照使用场合的正规与否，将商代的甲骨文视作当时的俗字，将金文视作当时的正字。裘锡圭先生支持这种观点，他说：“我们把甲骨文看作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而金文大体上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