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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国到强国：人口学视域里的 中国经济增长与未来趋势 孟立联 1979—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3.0%的速度，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人均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对此，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与人口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较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人口红利。本文认为，如果说人口红利仅仅是由出生率降低而致的供养人口减少、适龄劳动人群增加的话，那么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有关人口管理制度的变革才是最根本的。本文的目的就是从制度变革的角度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一个人口学的解释性框架，并从此出发讨论未来中国发展趋势。 一、生育水平稳定持续下降启动中国经济增长 研究表明，人口过快增长是清以来特别是清中晚期以来中国逐步走向贫困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公共福利尤其是公共卫生的极大改善，死亡率迅速下降，在人口出生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正是如此，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了节制生育的讨论，但由于受到“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的影响，虽然节制生育的观念、技术在一定范围得到了一定的传播，然人口的过快增长使本已沉重的人口问题更加严峻。为了扭转这种局面，70年代初期，国家首次明确了生育政策，即“晚、稀、少”。到197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已降低到了18.3‰，比1970年的33.59‰下降了15.29个千分点。显然，“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与“三步走”战略目标所要求的人口出生率，这个出生率还是太高了，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的人口增长“不加以控制，到本设计末就会达到15亿，人口的增长会超过经济的增长”。也正是如此，也才有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短短30年间，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就发生了从“高出生、高死亡、高自然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转变。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到2007年的12.1‰，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下降到2007年的37.5‰，按1990年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进行标准化后一般生育率下降到2007年的47.4‰。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7年的5.2‰。2007年年末总人口为132129万人，年均增长1.1%，比改革开放前（1949-1977年）的年均2.0%的增长速度减少了0.9个百分点。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少生4亿多人，使中国人口年增长占世界人口年增长的比例从1982年的18.4%下降到2007年的10.3%，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22.2%下降到2007年的20.1%。 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一心一意抓经济，同心同德谋发展，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虽然其间经历了两次治理整顿，始终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格局，中国经济总量加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07年的249530亿元。简单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基本格局呈现为这样一幅图画：一方面，人口增长率稳定下降；另一方面，经济持续增长，因而按人均经济水平迅速上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7年的18934元，扣除价格因素，2007年比1978年增长近10倍，年均增长8.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87.75%，这就意味着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新增人口的部分即人口增长的GDP耗损率迅速减少。 二、农村人口迅速减少推进了农业现代化 农村人口的逐步减少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成长阶段的重要标志。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城镇化水平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排名靠后。198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为19.4%，仅比1952年的12.5%增加6.9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27.3%的平均水平。据第3次人口普查，1982年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73.72%，创造的国民收入仅占国民总收入的44.6%，劳均创造的国民收入不到500元。农村经济落后，农业生产率不高，固然与“大跃进”、“文革”的冲击及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有关，农村人口被城镇“二元化”制度束缚在土地上且农村人口多、农村劳动力土地等其他生产资料占有水平不高，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放松对农村人口与土地紧密联系的管制、实行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农村人地关系的尖锐矛盾便暴露了出来，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当然也就内在地提出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要求。但是，要全面放松也是不可承受的。一个贫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