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制与制度结构.docVIP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3年第2期 论体制的制度结构 周 冰( （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一个体制中最基本的制度是元制度。体制的制度结构是由围绕着元制度的横向和纵向关系构成的。体制内的一组元制度称为制度核，它规定着体制的结构和属性特征。由同一元制度派生的所有具体制度构成一个制度子系统，同一制度子系统中从元制度直至最具体的制度形成一条制度链，它们都是体制的一个功能模块。 关键词：体制；制度结构；元制度；制度核；制度链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17-05 转型经济学研究的重心是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过程，这个过程实质是体制结构和特征改变的过程，因此，转型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深入到体制的制度结构内部。经济体制的结构包括组织结构和利益结构、行为主体特别是其中的机构法人，都是由一整套制度安排决定的，因此，研究一个体制的结构，首先要对决定其结构和主体的各种制度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也就是分析体制的制度结构。这里需要注意区分两个概念：体制结构和体制的制度结构。体制结构是指构成体制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包括国民经济的组织架构、行为主体、利益关系、协调机制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体制的制度结构是指构成一个体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决定体制性质和特征的制度系统的结构。它决定着体制的组织结构和利益结构，规定着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决定着体制的结构、性质和运作方式，所以体制的制度结构是理解体制结构及其模式转换的基础。 一、元制度、制度的并列关系和派生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体制的制度结构的分析大都是初步的，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构成体制的制度安排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如，诺斯区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1994），哈耶克区分了内生性制度和外生性制度（2000）。前者着眼于制度存在的不同形式，后者关注制度的生成方式和实施成本，但是二者都没有注意到制度安排之间的层次性。 曹元坤注意到了制度安排之间的层次关系，提出了核心制度与配套制度的划分（1997）。他认为，由于任何制度安排的作用都是融合了制度结构各要素的耦合作用，每一项制度安排的变迁都有可能引致其他制度安排乃至制度结构的效率的变动。在各种制度安排中，引致作用最重要的一项或一组制度安排就是核心制度，其余的引致作用较弱并且受制于核心制度的规定和控制的制度安排称为配套制度。[1]但是，曹元坤的分析还不深入，仅仅是提出了这一对概念而已。至于由此分类必然会引出的各种问题，他的研究还没有涉及。 张旭昆的《制度系统的结构分析》（2002）一文对制度结构的层次性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是在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和派生制度的概念下来讨论制度安排之间的层次性关系，并使用有向树形图来描述制度系统的静态结构。张旭昆提出，一个社会现行的各种制度从总体上构成一个层级系统，其中包括一些最基本的制度，以及由这些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其他制度。基本制度往往是一些抽象原则，可操作性不强；派生制度是基本制度内涵的具体规定和具体实施措施。由于各项制度安排之间存在着多层的派生关系，因此，张旭昆对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之间的划分具有相对性，为此，他提出了“基础度”的概念来确定一项具体制度在整个制度系统中的基本程度。[2] 由于张旭昆的研究中没有体制的概念，所以虽然他研究的是制度系统的结构，但只是着眼于制度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从宏观整体的视角来展开。因此，他的分析尽管比较深入细致，但是不可能提出在一个体制或制度系统里究竟有多少最基本的制度，无法解决这些最基本的制度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体制或制度系统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以及这些决定因素与基本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在分析体制的制度结构时必须要讨论的问题。此外，“基础度”的概念也是有问题的。张旭昆所定义的一项制度在整个制度系统中的基础度（记为Ji），取决于它在整个系统中的层级（记为Bi）以及它所参与（直接或间接）派生的各项制度的多寡（记为Mi），即Ji=Bi+Mi。[3]一般来说，这一等式在由同一个基本制度派生出来的制度子系统内是成立的，但在由不同的基本制度派生而成的制度序列之间则不一定成立。因为一项制度的基础度（Ji值的大小）实际表示的是，该项基本制度所规约的行为方式要得到具体实现所需要的社会约束的复杂程度，而并不表示它与其他基本制度之间的基础程度的高低。如，两项平行的基本制度A和B彼此独立，制度A的原则精神需要3个层次共6项具体的派生制度才能得以实现，基础度为9；制度B只经过2个层次的4项派生制度就能得到贯彻，基础度为6。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说制度A是比制度B更基本的制度，因为制度A和制度B分别作用于完全不同的社会领域，而在各自的作用领域中，它们都是最基本的制度。 由此可见，分析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