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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及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 方 铁 提要 土司制度由前代的羁縻治策演变而来，是对羁縻治策的重要发展。土司制度实现了施治地区社会关系的有效整合，使王朝的统治在蛮夷地区得以深入，并初步解决了王朝经营边疆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土司制度培养了土司及夷民的忠诚，促进了边疆与内地文化的合流，同时造成少数民族性格的改变。一些人循规蹈矩，惧怕朝廷、官府与汉官，另一些人则擅长搪塞或欺骗官府。土司制度及其文化是一笔历史遗产，应予深入研究。 关键词 土司制度 羁縻治策 南方少数民族 土司制度由元代以前封建王朝应对边疆及其以远地区夷狄的治策发展而来。羁縻治策的基本特点，是封建王朝承认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与王朝腹地间存在差别，对前者必须以相对宽松、灵活的方法应对，不能强求形式及策略上的整齐划一，以此保证或维系封建王朝对边疆及其以远地区的有效控制。 羁縻治策的主要特点，一是适用范围宽泛，但易造成边疆蛮夷治策与邻邦应对政策的混同。二是封建王朝对边疆蛮夷的羁縻均由国库出资，尚未形成汲取边疆资源以裨国用的传统，因此难以解决与经营边疆相伴的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三是管理较随意和相对松懈，且在胜出、瓦解蛮夷方面缺少切实有效的办法。由于羁縻治策存在诸多问题，必然会被后世更完善的治策所代替。 元代的土官制度与明清两代的土司制度，是前代羁縻治策的进一步发展。土官制度与土司制度的完善程度与具体内容虽有不同，但其内涵、治理思想与施用范围大体一致。土司制度与土官制度的区别，主要在于土司制度实现了规范化与完备化，尤其表现在对土司的职责、承继、考核等做出严格规定。另外，明清两朝将土司制度推行到南方有蛮夷分布的大部分地区，其施行之深入与影响之深刻也超过了元代。为方便叙述，本文将元代的土官制度与明清两代的土司制度概称为“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大致具有以下特点：仅推行于边疆地区，不再如同羁縻治策兼用为应对邻邦的政策；仅施用于西南边疆及与之情形类似的其他蛮夷地区，不实行于内地和北部边疆；通过对土司地区资源和税收的获取，以及以土军代替部分正规驻军、以土司充当各级官吏等途径，初步解决了过去封建王朝经营边疆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历朝梦寐以求的“以夷治夷”策略，也因土司制度的有效施行而获得成功。土司制度还基本上实现了朝廷统治边疆的制度化管理，主要表现在将土司纳入全国的行政管理系统，以及对土司进行规范管理并不断完善等方面。实行土司制度的元明清三朝，重视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统治以及边疆资源的开发，因此土司制度亦表现出积极进取与注重实效的色彩。元明清还注重在土司地区发展封建教育，视其为教化夷民、培养忠顺和巩固边防的重要措施。 元朝在云南等地实行的土官制度，为明清两代土司制度之滥觞。元朝对所任命的各级土官充分信任，以其率领的土军为用兵南宋和平定各地的重要力量，元朝实行由省官出领其事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行省行省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宣慰司均有利于发挥土官及其所率土军的重要作用。对蒙元统治者的知遇之恩，南方的各级土官心存感激。洪武十四年（1381），明将傅友德等率30万军队自贵州攻入云南并击溃元军主力。明军西进攻取滇中和大理，滇东黔西的土官又联合反叛；大理与今保山、德宏等地的元朝土官，以及今昆明等地本已附明的土官也纷纷起事，并推举被击溃的元军将领为首领。明军用了十余年时间才最终平定云南与贵州。如果不是元朝的统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各地的土官对元朝不可能如此忠诚。明朝建立后，在南部边疆最初的做法是沿袭土官制度，即“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以后明朝对土司制度“大为恢拓”，“ 而法始备矣。”逐渐将元朝的土官制度发展为影响更大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在施行地区能获得成功，关键是朝廷抓住了施行地区蛮夷的要害。在这些地区，蛮夷以占有土地与自然资源为生存的根基，首领的首要义务是保住所辖子民依赖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保全所辖的人口与宗裔。朝廷为此规定土官世守其土、世辖其民，土官的职务可以世袭，朝廷不能轻易废除。另一方面，元朝对归顺蛮夷首领的任命，由羁縻治策下徒有虚名的王、侯、邑君与邑长，升格为享有法定权力的国家正式官吏，使之有权有势，获得受官府保护并能号令其众的特殊身份，在与其他势力的争斗中处于有利地位，这些都极大地吸引了南部蛮夷的首领，并得到他们的响应和拥护。 土司制度大致实现了施治地区社会关系的有效整合。朝廷授予资源占有者利用资源的合法性，同时官府掌握收回其资源占有资格的权力，从而减少了蛮夷首领独占资源或为争夺资源争斗不已的情形，大致实现了对蛮夷地区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为土司地区的社会稳定提供了制度化的保证。鄂尔泰亦指出以汉化夷及以夷制夷，为抚夷的基本方法，此亦即土司制度得以成功的另一原因。 另一方面，土司制度也存在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