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三讲 宪政理论与制度的发展 宪法教学课件.ppt

后袁时代的军阀纷争 恢复临时约法，在“天坛宪草”基础上继续制宪，强权和民主继续冲突： 段氏内阁和国会冲突，总统黎元洪被迫二次解散国会。 张勋复辟，不久被军阀推翻。 中国民主“初级阶段”的特点：政策争论动辄以武力解决。段祺瑞策动公民请愿团数千人，胁迫议员对德宣战。 中国联邦主义的开端：联省自治 中央制宪受挫，省宪运动发展： 地方军阀希望自治，按三权分立和内阁责任制建立地方政府。 主张界定中央和各省的权限，先制定省宪，后制定联省宪法。 省宪特点： 列举省宪专有事项，渴望自治；采纳责任内阁制，议会质询和不信任权，各项基本权利。 共同局限性在于实施不力，没有改变军阀统治局面。 省宪模式 1921年湖南省宪： 军阀主持，全民公投通过，次年元旦实施，类似美国程序。 内容相当先进：自行规定省和国家权限，选举权普及全省男女；省长由全省选举，公民有创制和复决权。 1921年浙江《九九宪法》： 督军组织制宪，省民提出100多部草案，归并为红、黄、白三色宪法。* 民主与贿选 曹锟贿选： 逼走黎元洪，先选总统后制宪，以制宪名义贿赂南下议员回京，满足法定人数，如愿当选。 事后发现签发500多张支票，每人5000-10000元。 贿选是一种“理性”现象：当事人双方自愿。 如何防治？通过民主（直接选举）解决民主（间接选举）的问题： 无记名投票，澳大利亚选票制度； 扩大选举规模，提高贿选成本。改革前的美国参议院与现代人大或常委会。 规律：选举规模越大，贿选成本越高，贿选越失去意义；选民越少，越容易发生贿选。 “贿选宪法”（1923年） 第一部《中华民国宪法》： 类似于天坛宪草，本质上属于联邦宪法，借鉴美国宪法。 几经坎坷方通过，历时11年，但1年后曹锟垮台就作废。 1925年宪法案与此类似，但不久被推翻。 立宪是不应经常重复的“宏大努力”，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制度与文化的特征 问题：为什么中国宪政如此困难？没有文化的支持，宪法制度不可能实施、确立和巩固。 制度是理性的，为了某个目的而人为制定的产物 霍姆斯：法律犹如菜谱，规定行为代价，调整动机。 三权分立“以雄心制雄心”；司法公正：考察法官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行为，回避、社会压力、名誉。 文化是非理性的，只有在长期进化中才能体现其理性。 代表习惯思维和行为方式，不需反思的自动反应。 文化主要通过代际传递，没有明确的发明者或制定者 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在常态下，文化和制度是一对共生体。 转型时期，文化和制度发生错位；通常制度规定首先发生变化，但文化具有巨大的惯性。 没有文化支持，新制度难以实施； 政治改革演变为宫廷斗争，没有广大受益者支持，容易失败。 比较尼克松和袁世凯，政治事件和大多数人的直接利益无关，需要文化激发社会反应，惩罚越轨行为。Ackerman：宪政时刻理论 宪政文化的缺失导致新制度的提倡者失去最强大的社会支持，结果完全取决于权力的对比。 制度和文化的互动关系：文化传播是前提，但并非完全靠灌输形成，人民需要从制度实践中得到实惠。 中国行政诉讼的发展提升了公民和政府法治观念。 中国目前瓶颈：主要是制度，需要渐进的制度改革，促进文化转变，反过来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 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8） 中国治乱周期的重演： 从专制走向自由，从秩序走向混乱； 形成新秩序，代价是回归独裁专制。 1924年国民党改组，借鉴苏联模式，开始中国最早的“党治”，为人治创造政治条件。 国民政府由党产生，体现党的意志，实施党的权力；国民党指挥、监督国民政府掌管政务。 先有党的决议或命令，然后照搬到政府法令；训政期间“党外无党、党外无政”，实行严格的一党专制。 中央执行委员会： 党治机构，相当于中央政治局； 党和政府的“连锁机关”，党控制政府的工具。 党治的逻辑与局限 “以党建国，待国治好，再去治他”？ 是否可能从党治走向法治？为什么信任执政党？ 是否通过专制实现自由？有什么制度保证？ 国共教训：排除党外监督最终导致党内独裁和人治。 党治的客观局限： 共产党直接牵制； 日本侵略削弱国家控制，改变国内力量对比； 党内不够团结，分裂为蒋、胡、汪三大派系。 1931年蒋介石软禁胡汉民，造成严重党内危机，中央监察委指责非法；汪精卫在广州分庭抗礼，迫蒋辞职。 从训政到宪政：孙中山三序理论 军政：军法之治，用武力扫除宪政障碍 训政：约法之治，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教导人民行使民主权利。 任何县完成训政并举行选举，成为自治县； 省内全部县完成训政，进入宪政初级阶段，选举省长。 宪政：宪法之治，半数以上省开始宪政，国民政府应还政于民，召开国民大会制宪 训政是宪政的必要条件？ 胡汉民：宪政必须具备条件，需要党治；假设一个先进党带领人民追求先进目标，忽略利益冲突 1931年“九一八”国难会议的两种观点： 民粹主义和乡村建设派：当务之急在提高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