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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的人力资源思想 　　王充是一位奇人，《论衡》是一本奇书。作为大半生在县、郡、州三级主管人事的官员，《论衡》一书在人力资源方面有着超越前人的研究，后人对其人其书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无论褒贬，都没有对其人力资源思想给予足够的重视。《论衡》一书对人之才能与事之功效的相关性，外显才能和内在品质的检测验证，不同人才之间的群体匹配，人性与行为的关联程度等等问题都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以命定与偶合的关系来讨论人力作用的机制，对“遇、幸、偶、适”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是古代应用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研究人力资源的先驱。在人性问题上，王充辨析了性命关系，强调人性的可变性，推崇教化的作用，又以先天禀赋和后天修炼贯通人性研究，对人才测评落脚于相术。这些积淀，为他探讨人才群体结构、君臣关系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王充是东汉时期人力资源理论的开创者。 　　东汉思想家王充，是一位在历史上充满争议的人物。关于他的争议，不仅有观点之争，而且还有史实之争。《后汉书》本传对他的记载相当简略，而王充《论衡》的最后一篇《自纪》则相当详细，可以补充本传之不足，近代的研究者，甚至按照《自纪》提供的线索整理出了他的年谱。然而，越是这种看起来清楚的地方，越有可能引发新的争论。例如，王充是否“受业太学”并“师事班彪”，本来是一个简单的史实问题，本传中有此记载，如果没有其他材料否定，一般来说不会有多少质疑。但是，由于王充《自纪》中的生平陈述没有写他的太学经历，反而引发了研究者的争论。著名学者黄晖、胡适等人，都肯定王充游学洛阳的记载；而另一著名学者徐复观则认为，王充好炫耀，如果有游学洛阳的经历，他在《自纪》中不会不说，所以本传的记载不实。这几位，都是史学界名满天下的大家，他们尚且争论不休，普通读者只能莫衷一是。王充研究与《论衡》研究中类似的针锋相对，比比皆是，足以说明此人此书之奇。 　　这种学术上的争辩，作为研究固然重要，但作为普通读者，介入其中太费气力。黄晖和胡适似乎说得太肯定了一点，而徐复观的推论又似乎太绝对了一点。好在《论衡》一书确能代表王充的思想，这一点，学界褒者贬者都没有争议。所以，按照《论衡》文本去分析论证王充的思想，要比考究他的生平更切实用，也成为学界的共识。 　　王充字仲任，他的一生经历并不复杂。建武三年出生于会稽上虞，永元年间去世。他与王符始终为处士的情况不同，曾先后在县衙担任功曹，在郡都尉和郡太守手下担任功曹，在扬州刺史手下担任从事，转为治中，章和二年辞官回家著述。从20多岁开始担任县功曹起，几次在家赋闲著述，又几次再被征聘，直到60多岁彻底离职，可以说其生涯大半是在官场。但他的社会影响，却不是来自他的政绩而是来自他的著作。根据王充的《自纪》，他对趋炎附势、世态炎凉不满，写了《讥俗》；对政务失当、治理无方不满，写了《政务》；对文献虚妄、语多不实不满，写了《论衡》；老年则针对保健延年的需要，写了《养性》。流传后世的则只有《论衡》一书。 　　对王充的批评，以徐复观为代表。王充出身低微，没有当过高级别大官，这是确凿无疑的。正因为如此，徐复观认为其思想狭隘，没有见过世面，认知多有局限。而赞扬者认为，由于王充的底层经历，使他的思想充满了批判精神，代表了民间思想的兴起。这两种观点都有偏差。王充担任的官职是否微不足道，恐怕不是那么简单。而他长期在官场的经历，使得他能否代表民间思想，也成了一个问题。 　　徐先生对王充的批评，实际上主要是对两个方面不满，一是对王充“颂汉”有看法，认为王充写了太多的“歌功颂德的无聊作品”；二是对他的文辞浅薄有看法，认为王充不过是“一个矜才负气的乡曲之士”（详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王充论考》）。但是，徐先生的批评，也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例如，王充一心想得到东汉王朝的重用，而且梦寐以求的是在中央朝廷当一个兰台令史。徐先生十分看不起王充的这一志向，称其为“受知于朝廷以后想做的官，乃是俸禄一百石的兰台令史的芝麻绿豆大的官”。对此，徐先生可能过于轻看了。官不在大小，而在职能。王充重史学，尤其推崇司马迁和班氏父子，兰台正是朝廷保存档案秘籍、修史传世的重镇。以整档修史为志向，符合王充疾虚妄、求诚实的夙愿。也许，正是因为王充把班彪班固列在司马迁之上，推崇班氏的“颂汉”，立志要“使至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论衡·须颂》），从而让徐先生反感，认为王充不过是为朝廷拍马溜须而已。但徐先生似乎忽视了《论衡》一书“疾虚妄，求诚实”的主旨。如果把颂誉正统王朝全都看作无聊文章，把春秋笔法全都看作史家曲笔，那么，历代正史恐怕统统难逃其咎。即便是像司马迁、董仲舒这样的学者，在谈及大汉王朝时也是难免要称颂一番的。中国史学的传统本来就是“事涉尊亲，言多隐晦”，“略外别内，掩恶扬善”，用这种方式追求正人伦、存名教的效果。王充在“颂汉”时注重求实，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