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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变迁及其优化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经历了四次重大的改革，变迁的基本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与农村经济体制自上而下的诱致型制度变迁不吻合。同时体系还存在着合作金融功能定位不明确、商业金融支农面临着风险与成本挑战等方面的问题，农村金融供给体系还存在着优化的空间。优化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基本思路是构建“以小额信贷为基础，以政策性金融为保障，以商业性金融为支撑，以良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为支持”的新型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即通过整合小额信贷资源来充分发挥小额信贷的基础作用；通过拓宽政策性金融支持范围来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保障作用；通过改善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功能来发挥商业性金融的支撑作用；通过着力改善农村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来发挥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支持作用。 　　[关键词]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制度变迁；体系优化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0-0093-04 　　“三农”问题事关改革发展的全局，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构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是十八大确定的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1978年以来，我国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四次重大改革，但始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浅化、农民贷款难的现象仍然存在。本文试图以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理论为指导，在分析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变迁的基础上，探寻优化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方向与措施。 　　1 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共经历了四次重大的改革变迁过程。 　　1.1 1978—1993年：以（农）行（信用）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 　　第一轮改革的重点是农业银行，成果是恢复了农业银行并将农村信用社改造成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1978年之前，我国没有真正单独为农村服务的正规金融供给主体，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的农村信用社等金融部门，只是储蓄动员的机构。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2亿多农户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原有的城乡合一、动员储蓄的金融供给主体无法适应这种变化。1979年，国务院出台政策恢复了农业银行，并将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农村信用社走上“官办”道路。但农村信用社变革的结果与政策初衷并不一致，1984年国务院提出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恢复合作金融的“三性”原则（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农村信用社的实力得到明显增强，存贷业务占当时农村金融市场的六成以上。但由于行政色彩日趋浓厚，恢复“三性”未能得到有效落实。1996年农信社的存贷比由1984年的0.41下降到0.22，农信社从农村“抽血”的局面初步形成[1]。由于正规金融供给主体提供的金融服务远不能满足农村融资需求，民间借贷得到了迅速发展，当时的中央政府肯定了民间借贷的作用，农村合作基金会得到政府的批准而大量成立。 　　1.2 1994—2002年：“三驾马车”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 　　首先，1994年成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担从农业银行剥离出来的政策性金融业务，成为农村金融市场上政策性金融供给主体。其次，中国农业银行由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型。最后，重新赋予农村信用社“民办合作金融”的性质。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由社会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按照改革的设计意图，中国农业银行发放商业性贷款，农业发展银行发放政策性贷款，农村信用社则按照合作制原则发放小额农户贷款，形成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合作金融三位一体、分工合作、符合农村融资需求的金融体系。 　　但改革的结果与政策意图大相径庭，表现为商业化了的农业银行出于成本收益和风险管理的考虑不断“离农”；农发行业务范围不断收缩，政策支农作用的发挥极为有限；服务“三农”重任大部分落在了农村信用社身上，农信社兼有商业信贷和政策信贷的双重责任，但因其自身存在的体制缺陷及资金来源有限的约束，难以完成“一农支三农”的艰巨任务。 　　这一时期，国家出于金融稳定的考虑还改革了城市信用社，将大部分县市的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城市商业银行。同时，国家对民间金融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防范金融风险维持社会稳定采取各种措施打压民间金融，突出的表现就是1999年撤并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 　　1.3 2003—2005年：农村信用社重构 　　“三驾马车”改革实践与预期目标相距甚远，农村信用社成为唯一坚守农村阵地的正规金融供给主体，因而第三轮改革的重点是农村信用社。深化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法人为单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