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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 　　摘要：运用1981—2011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却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在短期内，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结构两个指标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正向关系，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依然具有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Granger因果检验显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是其反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存在，脉冲响应函数得到同样结论。 　　关键词：农村金融发展；农民收入；向量自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6-0013-06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是当前整个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它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而且对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特殊意义（余新平、熊德平，2010）[1]。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了6 977.30元，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的223.40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农民实际收入增长了6.37倍，平均每年增长6.16%，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分阶段来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仅波动性较大，而且出现了整体下降趋势。1981—1985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11.68%，1986—1995年为3.43%，1996—2005年为4.98%，2006—2011年为9.62%。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民收入增速出现波动并且增速趋缓的同时，农村的金融事业却发展迅猛。农村贷款余额从1981年的286.10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21 468.90亿元，农村存款余额从1981年的169.60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70 672.85亿元。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2011年的农村贷款余额和农村存款余额分别较1981年增长了86.81倍和85.20倍，远远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一期间的增长幅度。以上对比可以得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增长在直观表现上并不协调，二者之间的事实关系有待进一步的检验和分析。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有诸多方面，其中农村金融发展在近些年被尤为关注，并且在解决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中屡见不鲜（温涛、冉光和，2005）[2]。从我国农村地区金融事业的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框架，实现了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与其他金融组织机构分工协作的有利局面。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不相协调的景象又为什么会出现呢？农村金融的发展又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起到了什么作用？在已有的研究中，国外方面，由于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直接反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关系，一定程度上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被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所替代，例如Joseph（1985）[3]、Robert Ross（1993）[4]、Becker（2000）等；也有部分外国学者通过研究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同样间接反映了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Greenwood Jovanovic，1990[5]；Clarke，2003[6]）。国内研究方面，温涛和冉光和（2005）[2]的研究结果表明，在1952—2003年期间，无论是金融机构贷款比率还是经济证券化比率的提高，都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与“二元结构”的强化。谭燕芝（2009）利用农村现存金融资产与农村GDP之比来衡量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其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农村金融并没有真正做到服务于农村发展[7]。刘旦（2007）以农村“存贷比”衡量的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也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长[8]。而余新平、熊德平（2010）利用1978—2008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村存款、农业保险赔付与农民收入增长呈现正向关系，而农村贷款、农业保险收入与农民收入增长呈负向关系，不能否定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重要性的理论价值[1]。 　　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表明，有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已有的文献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分析原因，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研究中，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存在较大分歧，但是由于所用指标单一，不能较系统、全面地衡量出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最终使得其研究成果各有侧重。本文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首先将农村金融发展视为一种“生产要素”，依托传统生产函数，试图构建出能够反映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二者关系的新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