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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 　　民 　　事执行检察监督不是新鲜的话题，但有重提的必要。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后，关于人民检察院是否有权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行为进行监督就一直存在争议。[1]2012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公布终于使得这场争论尘埃落定，但遗憾的是，新法只在第235条，用一个条文笼统地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那么，监督什么？目前还没有下文。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依法定的授权，只有第235条原则性的规定，实务部门将难以开展具体的监督工作。因此，明确执行监督的范围对于新法的实施来讲，就显得异常必要。 　　一、执行检察监督范围的含义 　　执行监督的范围，简单地讲，就是检察机关要监督什么，或者说要监督法院哪些执行活动。这里，有两个经常混用的概念，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不加以区分，即“对象”和“范围”。从语义上分析，这是两个意思相近的词语，“对象”是指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或事物；“范围”是指周围界限、上下四周的界限。[2]从定义看，对象针对的是主体行为的指向目标，是主体行为的靶子；范围是要描述事物和边界，是行为对象确定后，其四周的界限。新法规定民事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的监督，那么，检察机关作为执行检察监督的主体，其监督行为指向的目标是执行活动，这是所谓执行监督的对象。虽然，这一对象已经由新法第235条加以确定，但执行程序中执行主体的执行活动林林种种，检察机关的监督有没有四周边界呢？还是说，所有的执行活动都可以进行监督？这就是所谓的监督范围。 　　这样说来，在这一论题中，监督对象与监督范围是在逻辑上递进的两个概念。民事执行检察监督首先要确定监督的对象，然后在此基础上，划定出监督对象的四至，即所谓的监督范围。这一范围既包括宏观上的四至，也应包括微观上的具体情形，如怠于执行或滥执行等。换句话讲，如果所确定的民事执行监督对象不同，那么，基于对象所划定的监督范围也必然不同。所以，划定执行监督范围的前提是明晰监督对象，二者的顺序不能颠倒。同时，必须坚持的理念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如果没有得到监督范围及配套监督方式的法定授权，其监督职能将无法履行。 　　二、执行检察监督范围已有观点的介评 　　关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及其范围，在新法颁布前，存在相当大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主张“民事审判”一词，实际就包括了强制执行在内，原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内容，就包括了对执行工作的法律监督。民事执行活动中的检察监督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强制执行活动中国家法律的正确和统一实施，对于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违法行为都要监督，既包括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也包括执行当事人的执行行为，还包括案外有关单位和个人与执行有关的行为。纠正他们的违法行为，保障了国家法律的正确和统一实施，同时也就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3]二是主张检察院的监督不仅是纠正法院执行部门的错误，也包含着从化解“执行难”的角度对法院执行工作的支持，例如检察院临场监督、事前关注制度等等。[4]三是主张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实质是检察权对民事执行权的控制，其目的在于防止民事执行权超越应然的作用范围或者违反既定的运行程序。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具体对象应当是民事执行行为。检察院作为一种公权力机关，其监督范围应限定于法院的执行活动，是检察权对执行权的制约。[5] 　　第一种观点，主张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既包括法院的执行活动，也包括当事人在执行中的违法行为。这一观点对执行活动的理解是最为广义的，相应的，执行监督的范围也最为广泛。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是法院作为主体的执行活动，这与第三种观点从表面看基本是一致的，但仔细分析还是有所差别。在监督范围上，第二种观点从目的论角度出发，认为执行监督应立足于解决“执行乱”和“执行难”两个问题。解决“执行乱”，在监督范围上当然是针对执行机构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但解决“执行难”，在监督范围上就比较复杂，一方面，“执行难”可能就是由于执行机构的“执行乱”造成的，执行机构的滥用职权、渎职失职造成了对执行执法环境的破坏，进而导致了“执行难”，所以，治理“执行乱”也可以一定程度地解决“执行难”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有些机关可能利用职权妨碍执行，或有些当事人拒不履行、逃避履行执行义务，这时，通过检察机关的监督，可以排除对法院执行行为的妨碍，从而解决“执行难”问题。那么，这部分执行检察监督，在范围上就包括了对被执行人的不配合、其他权力机关的不当干预等情形进行的监督。所以，在第二种观点中，执行监督的范围并不是局限于法院的执行裁决行为和执行实施行为。第三种观点是近期较为主流的观点，是在对民事执行监督的理论探讨和实务摸索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