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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试水检务翻译 　　【√】刑诉法修改后，外国人犯罪案件管辖权下移到基层检察院。但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翻译人员资格水平未做具体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翻译人员的资格水平则无从衡量，一些翻译人员缺乏法律专业知识，给办案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严重影响了诉讼效率 　　这是17年前发生在天津河西区法院法庭上的一个真实故事。 　　河西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伤害致死案件，3名犯罪嫌疑人都是朝鲜族。开庭时，法官说着带有天津口音的普通话，但嫌疑人只会讲朝鲜语，双方语言不通……直到律师找来一个懂朝鲜语的翻译后，庭审才得以继续。 　　法庭上，审判方、公诉方与嫌疑人的对话交流只能通过翻译人员来传递，当翻译人员与嫌疑人说朝鲜族语言时，法官和公诉人像在“听天书”——无所适从，但细心的公诉人张学军发现一个细节，被害人的家属同样是朝鲜族人，坐在旁听席上十分着急，几次想站起来，张学军当即要求暂时休庭。 　　休庭后，张学军向被害人的家属了解情况，一名稍会汉语的家属告诉张学军， 翻译人员当庭用朝鲜语让嫌疑人“不承认”——翻供，法官、公诉人并不知情，但被害人家属却听懂了，所以很着急。再次开庭时，这名翻译人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已是天津市河西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张学军，谈起这个故事记忆犹新。“这个案子当时给我感触很深，司法过程中翻译人员的资质和道德很重要，使用翻译人员必须规范，否则会妨害司法公正。” 　　17年后，同样在河西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外国人犯罪案件中，张学军开始思索起翻译人员参与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 　　一起涉外案件的启示 　　“这是新刑诉法实施后，天津市基层检察机关办理的首件外籍人士案件。”张学军告诉《方圆》记者。 　　四名蒙古国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在京津地区盗窃而被起诉。其中，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是恋人关系，第一被告是蒙古国某大学大三的学生，第二被告系我国东北某高校留学生，专业还是汉语。 　　之所以盗窃，原因很有意思，第一被告的母亲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开有一家大型超市，第二被告女方一开始并不赞成偷窃，但经第一被告做工作，为了讨好未来的“准婆婆”，二人又雇了两同乡，盗走了京津地区多家商场内的品牌服饰，并欲带回国售卖。 　　在天津作案时，被公安机关抓获。进看守所后，四名犯罪嫌疑人身上并未带有证件，公安机关无法确认身份信息，只好找来万国旗，让犯罪嫌疑人自己指认。当犯罪嫌疑人指到蒙古国国旗后，民警又临时找来了一位高校的蒙语老师进行翻译，案件侦查工作才得以突破。 　　经有关部门估价，四名嫌疑人共在京津地区多家商场盗窃衣服145件，价值人民币55758元。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河西区检察院助理检察员王朝亮受指派办理此案。 　　首次提讯，王朝亮说完中文后，蒙语老师进行了同步翻译，但嫌疑人的表情很疑惑，一直在愣神，嫌疑人随后说了几句蒙语，蒙语老师又翻译成中文，但王朝亮听不明白意思，双方几乎无法沟通，似乎都不明白对方的意思，交流很费劲。 　　无奈之下，王朝亮把困难向领导作了汇报，河西区检察院联系了天津外国语大学，另找了一位水准更高的翻译人员。 　　再次提讯，通过翻译，王朝亮大致能明白对方的意思，嫌疑人认为，在蒙古国，即便偷了东西，归还后，按照法律，不认为是犯罪，“为什么我被抓了，还要被起诉？”翻译人员同声传译问。 　　“但你的盗窃行为是发生在中国，按照中国法律，盗窃数额只要达到1000元人民币以上，就构成了盗窃犯罪， 归还东西只是一个量刑情节，不影响定罪。”王朝亮只能通过翻译人员向嫌疑人宣讲中国法律关于盗窃罪的具体法条。 　　…… 　　“在这起案件中，翻译人员作为刑事诉讼的参与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起到了司法机关与嫌疑人沟通桥梁的作用。”说到这里，张学军话锋一转，“根据法律规定，办理外国人案件，司法机关应当为其聘请翻译。但是，怎么提供翻译，谁有资格当翻译，翻译在诉讼过程中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这些问题法律上都没有明确规定，这是立法上的一个空白。” 　　“刑诉法修改后，外国人犯罪案件管辖权下移，基层检察院以后会不可避免碰到此类案件，翻译的问题，不能不慎重。” 张学军说，翻译工作对于保证诉讼正常进行、查清案件事实具有重要作用；翻译活动如果不规范，不但影响嫌疑人权利保障，甚至会关系到国家的司法形象。 　　张学军担忧的这些问题，在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于世平的一次调研后引起了重视。 　　翻译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2013年7月，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于世平到河西区检察院调研，张学军和该院公诉科的干警反映，当前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聘请外语翻译人员存在诸多问题，希望市检察院予以协调解决。 　　“近三年来，河西区检察院受理的案件中包括维吾尔族犯罪嫌疑人43人，由于维吾尔语翻译人员过少，只能聘请同一翻译人员进行翻译；彝族犯罪嫌疑人20人，由于严重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