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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应对证人出庭作证若干问题探析 　　摘要： 　　证人证言作为八种法定证据类型之一，在刑事诉讼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证人出庭难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顽症。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做出了完善，在明确证人出庭作证范围的基础上，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补偿制度和证人保护制度。可预见的是，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证人出庭将成为常态，检察机关势必要在保证证人出庭、应对证人翻证、有效出庭支持公诉、公诉人才建设等方面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和措施，方能有效地履行指控犯罪职能，应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给检察机关带来的各种挑战和风险。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证人出庭作证；庭审风险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4.01.13 　　在英美法系国家，证人出庭作证是保障陪审团审判、宣誓制度、对抗制庭审有效实施的关键基础因素。在大陆法系国家，证人出庭作证则是自由心证主义下直接言词规则和传闻证据规则的集中体现。因此，无论为实现程序公正还是为实现实体公正，证人出庭作证都是现代诉讼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证人出庭难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不可回避的顽症，1997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对于证人出庭作证规定的约束力和执行力始终为人诟病。针对这一现状，我国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作了重大调整，在明确证人出庭作证范围的基础上，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补偿和证人保护制度。可预见的是，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证人出庭情形可能会愈发频繁。如何有效实施上述制度为检察机关指控犯罪行为服务，是眼前的紧迫任务。 　　一、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作证制度的修改和完善 　　随着理性与文明的刑事司法理念在我国的逐渐深入，我国刑事诉讼的模式逐渐由“纠问式”转变为“抗辩式”，但是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难的顽疾严重削弱了“抗辩式”之直接、言词、公开、辩论原则在庭审中的有效实施，剥夺了被告人以及辩护人在庭审中质证的权利，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更不利于树立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司法权威。总结1996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近十几年的司法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新《刑事诉讼法》系统地设计了一系列激励证人出庭的措施，初步形成了我国证人出庭制度框架。 　　（一）明确了证人出庭范围，强化了证人出庭义务 　　基于证人出庭作证对诉讼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所有证人均出庭作证，是司法审判的理想状态。但是这不仅浪费司法资源，也使证人出庭略显随意，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新《刑事诉讼 　　法》合理地将证人出庭的范围限制在控辩双方有异议且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为了将证人出庭落到实处，新《刑事诉讼法》还设立了强制证人出庭制度。“法不仅是思想，而且是活的力量。因此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手持有为主张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天平与宝剑相互依存，正义女神挥舞宝剑的力量与操作天平的技巧得以均衡之处，恰恰是健全的法律状态的所在。”[1]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就好比是正义女神手中的宝剑，以司法强制力保证证人出庭的有序性。 　　（二）设立了证人保护制度，出台了经济补偿规则 　　我国证人出庭难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证人缺乏安全感，加上市场经济中，证人都是经济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证人将出庭视为麻烦，浪费人财物，无任何益处。“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予以救济。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 [2] 基于这一精神，证人保护制度已成为各国惯例。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证人保护制度和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增加了证人出庭的内在动力，解除了证人出庭的后顾之忧。 　　（三）明确了审前书面证言法律效力，初步确立了直接言词证据规则 　　随着我国审判方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直接言词证据规则在我国得到了逐渐确立。“审判程序之进行， 原则上应采言词陈述之方式， 一切刑事诉讼程序， 包括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讯问、证据之采用、检察官或自诉人之攻击， 被告及其辩护人之防御、法院审理与判决之宣示等， 均必须以口头陈述之方式为之。只有诉讼主体在法庭以言词陈述之方式提出者， 方能作为裁判之依据；一切未在法院审理中以言词陈述之方式提出者， 视同未曾发生或不存在， 故不可作为裁判之基础。”[3]新《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这种规则，在第19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对应当出庭而未出庭的证人庭审前的书面证言的效力和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矛盾时证言采信问题作出了规定。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