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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教义学的体系化功能 　　摘要： 　　进入后立法时代，民法的体系化，已然构成了法教义学的核心内容。体系化的思维，是法教义学的逻辑主线。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体系化既有助于减轻法律适用者的负担，亦有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法教义学所建构的民法的双重体系，有助于保障民法规范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又能促进法律适用与社会的互动。 　　关键词：法教义学；体系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DF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4.01.02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心将从立法转向司法，法学研究同样也应当从立法中心转向司法中心。但是，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应当如何顺利转型，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法律体系基本完备的情况下，应当注重从立法论向解释论的转型，也就是从注重“有法可依”向“有法必依”的转变。 　　达成这一共识的原因在于，我国在立法方面，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能走完的道路。这样的立法的速度固然很快，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缺少时间的沉淀，还有很多的法律还处于纸面上，离成为人们的行动之法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为了促进后立法时代中国法治的建设，不少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学界同仁提出了重视和推广法教义学的呼声。也有不少的学者就法教义学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的总结。相较于其他部门法学，在民法学领域，基于其司法实践的需要，民法的教学与研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立法论”向“解释论”的转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法教义学与民法体系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尚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学界讨论民法的体系化，是基于编纂民法典的目的而进行。在法典完成以后，体系化还能否成为法教义学的核心内容，是不无疑问的。 　　我们认为，即使是进入后立法时代，民法的体系化，依然构成了法教义学的核心内容。体系化的思维，是法教义学的逻辑主线。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体系化既有助于减轻法律适用者的负担，也有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法教义学所建构的民法的双重体系，有助于保障民法规范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又能促进法律适用与社会活动的互动。 　　二、法教义学体系化功能的具体表现 　　关于法教义学，我们接受如下定义：法教义学是一门规范科学，它将现行实在法秩序作为坚定信奉而不加以怀疑的前提，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开展体系化和解释工作的[1] 。法教义学的具体内容，包括理论性教义学和实践性教义学。前者提供了一套用以指导司法实践的教义学体系；后者贡献了一套将教义学体系适用到具体案件的方法论，包括通常而言的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2]。 　　在法教义学的发展史上，几乎每个时代都存在怀疑论。但是，学界主流均认可法教义学的重要功用，其中阿列克西的认识最为系统和完整。他归结了如下六项功能：（1）稳定功能：通过法教义学的体系化与解释工作能使实践中的问题具有相对稳定的解决方法；（2）进步功能：法教义学的制度化运作可以促进对相关问题更为细致深入的研讨，使法学和法律制度得到有效改进；（3）减轻负担功能：由于法教义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大部分案件可以援用已被广泛接受的语句、概念和逻辑与体系，这极大减轻了法律人讨论相关问题的负担；（4）技术功能：法教义学为庞杂的实在法规范建立了一整套清晰的概念和逻辑体系，有利于法学的教习和法学研究成果的传承；（5）控制功能：法教义学构建的概念与逻辑体系为检验法学论述司法裁判中各规范彼此逻辑是否相容与和谐提供了有效手段，控制和生成普遍化原则和正义；（6）发现新知：法教义学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区分、观点与解决问题的基本模式，这有助于初学者掌握了解学习素材，也有助于发现新的观点以产生新知[3]。 　　在我们看来，阿列克西忽视了法教义学的一项基本功能：体系化的功能。所谓体系，大体而言，是指一定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如思想体系、理论体系等。而体系化，即注入主体的因素后使原本散乱的一定事物成为一个整体或者使原来的体系更加完美。因此，体系化的基础是对具体分析对象的类型化，即人们通常所讲的分类。在法教义学的组成内容里，一个基本的或者说必不可少的作业，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并将之体系化[4]。具体而言，法教义学的体系化功能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法教义学对民法学所使用的概念、规范及制度进行了精确而系统的整理，从而形成了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理论体系。在一定意义上，法教义学是大陆法系所特别遵循的一种学术范式。在这种范式下，无论是理论研究者，抑或司法实务人员，都共同分享着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所要求的体系。当然，与自然科学有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