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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法确认的效力及其瑕疵救济 　　摘要： 　　司法确认的目的在于弥补调解协议的效力，实现效力衔接，有效化解社会纠纷。法律赋予司法确认强制执行力有其实用主义的考量也有其理论正当性。关于司法确认既判力的存否问题，应从既判力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两方面分别认识。立基于该二元论的认识，法院应就司法确认的瑕疵对当事人与案外人予以不同救济途径。 　　关键词：司法确认；强制执行力；既判力；救济方式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4.01.16 　　自1970年代以来，调解这一极具东方特色的传统，在法治主义发达的西方社会蓬勃发展，并随之兴起一场ADR（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运动。然而，与此相反，从1980年代后期始，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美誉的人民调解制度却在中国本土遭受冷遇。个中缘由涉及很多社会因素。但单从制度本身来看，人民调解制度的“软肋”主要在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缺乏权威性、确定性以及强制性。为了促使人民调解制度重焕生机，通过司法确认来落实效力衔接的做法受到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的共同关注。 　　200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初步提出司法确认程序。201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从立法层面设立司法确认制度，随后《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颁布。2012年8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第十五章“特别程序”中也增加了第六节“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在三年的时间里，数部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标志着司法确认制度正式确立。 　　尽管法律法规以密集的态势颁布，但司法确认的制度设计仍比较粗疏，在其效力方面的理论探讨也比较缺乏。在上述的法律法规中，调解协议的内容经司法确认有效后，被赋予强制执行力。那么，司法确认为何有强制执行力，其正当性基础何在？协议内容经司法确认后是否存在既判力？司法确认的既判力存否需要考量哪些因素？完全肯定或否定既判力是否合适，可否有较为合适的第三条路可循？如果司法确认存在瑕疵，该以何种救济方式进行处理？厘清此等问题，或许将有助于提高司法确认的运行效率与效果，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强制执行力的缘由与正当 　　纠纷案件经过当事人合意，在人民调解“装置”中处理后获取自愿合法的调解协议，又将之放入法院司法确认“装置”再处理，以获取权威的执行依据——裁定文书（参见图1）。基于这张“点石成金”的执行依据，司法确认的协议内容就拥有了强制执行力。至此，为何产生执行力似乎已经明了。但是这样的回答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需要深入观察为什么设立这样的制度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一）制度设立目的导向下的强制执行力 　　德国学者鲁道夫·冯·耶林指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1]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制度的起点也是制度的最终归宿，目的作为制度设立追求的结果，与立法者设立这种制度的动机紧密联系。 　　司法确认的这种事实上的动机，源自于现实的不足以及实用主义的考量。 　　1.“诉讼爆炸”与调解资源闲置 　　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利益格局在发生变动，人们思想观念悄然变化，社会纠纷多发。同时人们法治意识增强，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急剧上升。据《法律年鉴》的统计显示，2002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民商事案件为4393306件，2010年该数量上升至6112695件[2]。一方面，民事纠纷频发，案件呈现出“诉讼爆炸”的状况，“案多人少”法官承受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调解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闲置状态。2010年，全国调解人员466.90万人，调解结案841，84万起，人均调解案件不到2件[2]1320 。“诉讼爆炸”与调解资源闲置形成鲜明对比，发挥调解资源的效能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 　　2.审判力量有限与协议效力缺失 　　目前，审判力量有限，法院系统面临巨大压力。据了解，我国目前法院队伍人员一共32万多人，法官19万多人[3]，按2010年审结数量算，该年全国审理各类案件结案共，法官人均审理案件数量达到58件；在经济发达、纠纷频发地区，有的法官每年审结案件高达数百件。审判力量局限，不得不依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协调化解纠纷。但是，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尴尬地位致使调解常常无法彻底化解纠纷。协议效力低下，当事人可以随意反悔，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大打折扣。审判力量有限与协议效力缺失存在强烈反差，诉调对接迫在眉睫。 　　可见，从纠纷解决的目的论角度看，司法确认的直接目的在于协调配合人民调解，强化调解协议内容的效力，通过司法保障的方式彻底定纷止争。 “这（司法确认）是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