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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教育热点问题述评（下） 　　六、围剿“奥数”，防止竞赛功利化 　　“奥数”，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的简称，这是一项以中学生为对象的国际性数学竞赛活动。赛事由国际数学教育专家命题，其目的是“发现并鼓励世界上具有数学天分的青少年，为各国进行科学教育交流创造条件，增进各国师生间的友好关系”。奥数的题目难度较高，它崇尚的也是奥林匹克精神——“重要的不在于取胜，而在于参加”。 　　1956年，华罗庚首次尝试将奥数引入中国。由中国数学理事会发起，首次中学生数学竞赛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四个城市举行。 　　1978年，在中断多年以后，原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协联合举办部分省市中学生数学竞赛，确定北京、上海等8省市为参赛省市，全国有20万在校生参加。1979年扩展为全国数学竞赛。 1980年，奥赛由官办转为民办。1990年，第31届IMO来到中国，奥数在中国蓬勃兴起。1998年，我国“小升初”取消统一考试，当以往单一的分数标准无法使用时，奥数就变成了一些学校升学的加分项，奥数下移到小学，成为许多父母、学生的入学“敲门砖”。各种补习机构的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剧了奥数热。正如有评论所言，在中国，本应该是少数“天才”课外甜点的奥数却成了全民大餐。 　　当奥数的负面影响超过其正面的作用时，不仅教育行政部门开始叫停或限制，社会有识之士也对此忧心忡忡。2008年，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发表了《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的博文，对奥数进行了批评。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群也指出，当前奥数已经变成了扼杀儿童数学兴趣、剥夺他们童年幸福的罪魁祸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科院院士还说：“奥数的祸害不比毒品差，现在是全社会‘吸毒’。它让家长疯狂，让学生受到煎熬，最后把优秀的学生都搜集给个别学校。这是很肮脏的交易。” 　　关于奥数的批评和争论虽然持续多年，但许多学校照常用奥数作为甄别学生的工具，补习机构照样开设相关的奥数课程，可谓批评声震耳欲聋，奥数热仍温度不降。 　　2012年，终于尘埃落定，“奥数”在重重围剿下败下阵来。先是2010年11月，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除进入国际奥赛国家队集训的学生外，其余奥赛获奖者都不再有保送资格；只有获奥赛全国决赛一、二、三等奖的学生才能获得20分加分，省赛区获奖者不再享受加分。这是从高考政策的调整方面对奥数进行了限制。因为这个政策要到2014年才正式实施，所以，波澜未兴。 　　2012年8月1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对奥数进行了严厉抨击，连续报道、揭露奥数的负面影响。这是主流媒体第一次对奥数的重拳出击。节目播出后，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进行了专题研究。市教委也召集各区县教委负责人和部分学校校长进行部署。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四中、八中等30所名校与市教委签订责任书，郑重向社会作出三项承诺：一是严格执行市教委的小升初入学政策，不直接或变相采取考试的方式选拔学生，不将奥数等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作为入学依据，不举办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任何形式的奥数竞赛培训班。二是严格依据国家课程标准进行教学和考试评价，严格控制课程容量与难度。在日常教学和考试中不出现繁、难、偏、怪等超出课程标准的内容，更不将有关奥数试题直接作为评价和区分学生的标准，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三是大力加强教师基本功培训，着力提高教师实施新课程的能力，保证按规定课时在校内完成教学任务。加强教师管理和师德教育，不允许教师组织和参与奥数培训活动。 　　与此同时，北京市教委叫停“涉奥培训”，要求从8月29日起到10月31日，全市所有涉及奥数的培训暂停两月余，其间对涉奥培训机构的课程要求、广告宣传、任课教师主体、学校管理等方面进行治理整顿。治理完成后，奥数班仍可以兴趣班形式开办，但不得与升学挂钩。 　　其实，奥数本身并没有错。人大附中的刘彭芝校长曾经说：“奥数不是反革命。”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曹一鸣也说：“如今世界著名的一些 数学家正是当年数学奥赛的获奖者。”在我国，数学奥赛也的确选拔了一批在数学上有天赋的年轻人。所以，关键不是要不要取消奥数，而是如何看待奥数的作用，如何防止奥数的功利化，如何不把作为少数人智力体操的奥数变成所有学生的必修功课。 　　七、资格定期注册，打破教师铁饭碗 　　教师是决定教育品质的关键。如何建立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一直是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师队伍存在着门槛低、出门难的问题，形成了事实上的铁饭碗、大锅饭。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只有那些“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教师，可以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