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业的结构调整与制度改革.docVIP

全球金融业的结构调整与制度改革 　　金融业是当今世界经济领域中最具影响力、最庞大的产业。 　　影响力不仅表现为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中介对所有的经济领域的渗透，更为主要的是，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已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初始条件和目标函数，即现代经济活动已从传统的“实物（服务）—货币—实物（服务）”转变为“货币—实物（服务）—货币”。 　　庞大表现为它的规模、品种和交易量。金融业的子产业或产品主要包括：商业银行信贷、股票、债券、保险、期货（商品和指数）、货币交易、金融租赁、直接投资（PE）、国际机构（世行、开发行等）与政府信贷等。 　　根据2012年底的数据，全球股市规模约48万亿美元、债市规模约90万亿美元、银行业总资产规模96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GDP的69%、128%、137%（见表1）。 　　2008年美国“次贷”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它暴露出庞大的、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的金融业存在着结构性、制度性的问题和缺陷。 　　当下全球经济的主题是“复苏”和“再平衡”。“复苏”表明全球经济尽管已进入“后危机”时期但仍未走出衰退，“复苏”是一条漫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的过程；“再平衡”是为了解决危机暴露出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前者是改善损益表，后者是修复资产负债表。 金融业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 　　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为： 1） 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脱离 　　金融业是一个以货币为产品的服务业，其本质属性是作为中介机构为实体经济，包括生产和消费提供服务。随着金融业的膨胀，以衍生产品为代表的所谓“金融工程”使金融业偏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特征，走向“货币—金融产品—货币”的自我循环，衍生工具的功能也从保值、规避风险走向投机、逐利。 2） 高杠杆率 　　所谓杠杆率是指企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与净资产之比。合理的杠杆率可以充分发挥资本的效用，同时有效地防范风险。 　　对于传统的商业银行，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率、存贷比均有规定，但由于产品的透明度不够，在计算上比较复杂，影响了监管的力度。 　　对于证券业，一直缺乏有效的资本监管要求，金融风暴前美国证券行业的杠杆率水平（总资产/净资产）超过30倍（见图1）。过高的杠杆率意味着一旦市场发生变化，风险（债务）敞口扩大，可能会造成交易违约，并导致“资不抵债”，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会引发系统性风险。 　　保险业在金融危机之前，杠杆率也逐步走高。美国保险行业的杠杆率在高峰期（2008年-2009年）达到20倍以上。危机之后，主要保险公司纷纷降低了杠杆率 （见图2）。 　　金融业制度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1） 监管部门没有将证券业的杠杆率纳入监管； 　　2） 中央银行对货币投放量（M2）和利率的调控主要以商品价格（CPI）为目标，忽视了资产价格，特别是地产、股市； 　　3） 美国1999年解除了分业管理的限制（从Glass-Steagall Act 到Gramm-Leach-Bliley Act），对混业经营的商业银行、证券、保险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传递缺乏有效监管； 　　4） 监管部门和评级机构对一些高风险衍生产品未能做出准确的风险识别； 　　5）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对资本，特别是投机性的短期热钱在全球的流动缺乏相应的规则和有效监管； 　　6） 由于金融业对经济的关联和影响，出现了“大而不倒”的问题，政府不得不给予救助，由此产生了“道德风险”。 结构调整与制度改革进展 　　最近几年，全球金融业结构调整已取得成效，但各经济体不均衡。 　　在未来一段时期，复苏仍是全球经济，包括金融业的主题。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业受到重创之后，美国已经开始企稳，基本消化了“有毒资产”、有效降低了杠杆率（见表2），但是信贷业务的回升仍然受到银行业自身和市场需求不足的影响；欧洲金融业高杠杆与主权债务的双重危机相互传递、相互制约，还没有走上复苏之路，结构调整也未真正开始。 　　金融危机爆发后，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的杠杆率水平明显下降。2008年至2012年，美国投资银行的杠杆率水平从之前的30倍左右下降至10倍-15倍。其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杠杆率分别下降至12倍，日本野村证券的杠杆率下降至15倍；去杠杆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金融业去杠杆化的进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政府财政杠杆化的提高为代价的。 　　金融危机以来，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去杠杆化不同，中国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加杠杆的过程，目前M2的增速和总量均超过GDP的1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依靠信贷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在2008年-2009年为应对全球危机而推出的刺激政策令信贷快速扩张，银行贷款余额在2012年底已达到GDP的136%。若加上绕开信贷额度监管的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被进一步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