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英语人名翻译.docVIP

《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We the People:Foundations）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耶鲁大学教授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关于美国宪法史研究的系列学术著作之一，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已经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孙力、张朝霞译）。对于大多数不一定有机会能读到英文原版的读者而言，这显然是提供了很大的阅读便利。这原是很有必要、很有价值、值得赞赏的译事，但问题在于，因为法律出版社的这个中译本存在着大量的、严重的知识问题，从而使之成为一本不合格的劣质译书。 一 《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中译本的大量问题，撇开其内容翻译方面存在的问题[1]外，就术语规范和知识问题的误译而论，大致有以下三大方面：（一）乱译人名经过前辈先人多年来的翻译实践，关于外国人名的翻译，本已经有章可循。以英语国家的人名为例，现在都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为依据，若该书阙如的话，一般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译名为准。还有一种情况，即按约定俗成的惯例来翻译。译名的统一，是知识沟通的前提。不然的话，本是同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甚至是名人），但因为译者随意下笔，就完全让读者产生陌生甚至是误会等错觉。在《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中译本中，有许多人名误译的例子。如把美国早期史权威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译成“拜林”；把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译成“埃德蒙得·博克”；把美国早期著名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译成“约翰·克宏”；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译成“威廉姆斯·弗格纳”；把阿瑟·金伯格（Arthur J.Goldberg）译成“阿瑟·高德伯格”；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译成“詹姆斯·毕彻南”；把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译成“图奎威尔”；把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译成“巴里·戈尔德沃特”；把著名历史学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译成“路易斯·哈特斯”；把大法官约翰·哈兰（John Harlan）译成“约翰·沃伦”；把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译成“雷恩顿·约翰逊”；把美国作家梅尔维尔（H.Melville）译成“马威尔”；把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译成“约翰·斯图尔特·米勒”；把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译成“马丁·范·伯瑞”；把美国总统格兰特（U.Grant）译成“格兰待特”；把美国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译成“麦克盖恩”或“麦金利”；把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译成“伍德罗·威尔森”；把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译成“凯尔文·考林兹”；把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lt Hoover）译成“罗伯特·胡佛”；把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译成“亨利·图曼”；把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译成“约翰·罗尔”；把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译成“罗纳德·德沃科”；把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Beard）译成“查里斯·伯德”；把当代历史学家埃里克·丰纳（Eric Foner）译成“弗里克·佛娜”；把大名鼎鼎的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译成“弗瑞锥奇·海克”。这些例子中所举的名字，都是美国或其他欧美国家的著名人物。试想，如果仅凭本书中译本，那么，谁会想到“亨利·图曼”是哈里·杜鲁门？谁会想到“威廉姆斯·弗格纳”是威廉·福克纳？谁会想到“约翰·克宏”是约翰·卡尔霍恩？谁会想到“弗瑞锥奇·海克” 是哈耶克？（二）概念误译如把“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译成“联邦银行”（应译作“合众国银行”）；把“Birth control”译成“人口控制”（应译作“节育”）；把“Prohibition”译成“禁令”（应译作“禁酒[运动]”）；把“Kansas-Nebraska Act”译成“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令”（应译作“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把“Society of the Cincinnati”译成“辛西那提社团”（应译作“辛辛纳提协会”）；把“Boyd v. United States”译成博伊德诉共和国（应译作“博伊德诉合众国”）；把“Emancipation”译成“解放”（应译作“奴隶解放”）；把“laissez-faire”译成“及时转变”（应译作“自由放任”或“放任主义”）；把“Free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