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pdfVIP

论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395 论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高家伟’ 当代行政法学正处于流派形成的关键时期，而独特的研究范式是学术流派形成的核心标志， 是我国各学术流派1]从初创走向成熟时必须解决的首要难题。这里的关键不仅在于学说体系 的构筑，更在于方法论的选择，因为学者选择了自己偏好的方法论即意味着确定了自己的学说体 系，反映他学术研究总体风格的所谓研究范式也就随之形成，他得以建立或者归属的学术流派也 就随之确定。 胡建淼教授提出的两个分类(制度行政法学、原理行政法学和微观行政法学、中观行政法学 和宏观行政法学)(2]是学界关注研究范式的先声；在随即展开的行政法学理论基础大讨论中，沈 岿博士从平衡论的视角提出的矛盾分析、历史观察、建构理想类型、整体系统等认知方法，初步揭 示了研究范式转换的关键；[3】石佑启博士从公共行政类型演变的角度明确提出了行政法学范式 转换的命题，尽管其研究内容偏重行政法学知识体系的完善，但所揭示的公共行政类型变迁与行 政法学范式转换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却具有宝贵的方法论意义o(4]总体而言，学界关于研究 范式及其转换的探讨还显得单薄，有关研究范式形成的一般规律还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下文 谈论若干愚见，以向诸方大家求教。 一、从拿来主义到本土主义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该问题作了最好回答。按照这种主 张，绝对的拿来主义和绝对的本土主义既不可取也不存在，关键在于拿来主义与本土主义之间的 本末主从关系：借鉴“西学”的前提建立或者完善“中学”，为此应当将西学知识点纳入中学的知 识体系中扬弃。但是，随后100多年的学科发展历程却与张之洞的主张正好相反。《四库全书总 目》所确立的传统“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知识体系逐渐被西方的文、理、法、商、医、农、工的所 谓“七科之学”知识体系取代，四部之学的知识点被分解到七科之学的知识体系中，并且按照七 科之学的标准扬弃o【5】结果是，知识留存，精神迷失。 我国行政法学的近30年来的发展走了一条几乎相同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10多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 [1】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章第二、三节。姜明安教 授将“学术流派逐渐形成”作为我国现代行政法学发展第四个阶段的标志，并且迸一步提出了“平衡论”、“管理论” 和“控权论”是三大主要学术流派的划分。其中，“学术流逐渐形成”的观点得到了不少权威观点的认可，而对三派 划分的说法。学界普遍谨慎。 [2]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6页。 [3】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的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平衡论——认知行政法的方法”。 [4】石佑启：《论公共行政与行政法学范式的转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三章“行政法学范式的困境”。 [5)关于我国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近代演变历史，参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 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396中国行政法之回顾与展望 年，学界权威白手起家，所确立的知识体系明显受台湾地区、日本学界研究成果的影响，属于间接 拿来主义；之后的15年，学界直接借鉴西方两大法系的研究成果，权威观点确立的知识体系，或 者偏重于英美法系，或者偏重于大陆法系，但性质上都属于直接拿来主义。总体而言，应当认为， 我国行政法学近30年来的发展是拿来主义有余，本土主义不足。尽管我们没有“言必称西方”， 始终秉承针对中国问题借鉴外国经验的原则，但实际上，无论从知识体系的构筑，还是从价值观 念和知识内容的扬弃来看，我国当代行政法学的总体研究范式还是偏重于拿来主义。 笔者为研习德国法而不遗余力翻译，但研习德国法愈多，内心却离中国法越近，而离德国法 越远。笔者深切感受到，不仅拿来主义与本土主义之间存在冲突——拿别人的多了，自己的必然 少了，中国行政法的特有内容到底何在?而且，拿来主义本身内部也存在冲突——在方法论和知 识体系方面，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路径根本不同，在它们分道扬镳的岔口上，我们到底“拿” 谁的? 法学界多年来展开的所谓法律移植论和本土资源论之间争鸣，将眼光局限在具体规范、制度 和观念的移植改造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