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犯罪的证据审查和数额判定研究——对司法实务中两个争议问题的思考.pdfVIP

商业贿赂犯罪的证据审查与数额判定研究 商业贿赂犯罪的证据审查与 数额判定研究 ——对司法实务中两个争议问题的思考 游伟+ 一、 商业贿赂犯罪的侦查管辖与证据效力问题 商业贿赂犯罪是根据贿赂行为发生的领域及其危害公平交易秩序性质所 做的一种分类，理论上是相对于公务贿赂和一般行业贿赂而言的，但它本身 并不是一种典型的法定类别。我国现行刑法以行为客体与主体的结合为基点， 分设不同类型的贿赂犯罪。因此，同样是发生在市场交易领域并直接破坏竞 争规则的严重贿赂行为，由于犯罪主体等因素的不同，就有可能出现危害利 益单一性与多元性的差异。比如涉及国家工作人员基于职务的商业贿赂行为， 就必然同时危及公务活动的廉洁性，损害国家公职不可收买的应有属性。因 此，就目前我国贿赂犯罪的罪名设置及侦查体系而言，被告人实施犯罪时所 借助的身份职责，不仅决定着其行为的涉嫌罪名及最终性质认定，而且必然 从一开始就决定着不同的立案侦查部门——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由此， 就有必要首先对商业贿赂的“犯罪主体”进行定性，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犯 罪，就由检察机关进行侦查，属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国家工作人员的 上 犯罪，就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但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的 编 身份确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就难免在立案之初会出现判断准确性方 面的问题，而我国的侦查程序又有～定的期限限制，因此，就会出现在尚未 明晰主体身份的情况下，有关侦查部门对商业贿赂犯罪嫌疑人先行进行侦查 讯问并获取VI供及其他相应证据，但事后却发现该案应当由另外一个侦查机 关管辖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多见的是公安机关先行侦查，而后发现 被告人身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应当由检察机关审理的情况。在这样的状况 下，公安机关已经获得的证据材料是否应当移交检察机关?移交的相关证据 又能否经过检察机关的程序性审查，径直作为检察机关获取的证据来对犯罪 嫌疑人进行指控?而人民法院又如何判断这类证据的合法性、有效性?这些 +华东政法学院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 都是当前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经常遇到也是颇具争论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上述情形下，公安机关应当将其获取的各类证据材料移交 给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作为专门的刑事侦查机关，它所侦查获得的一切证据 都应当移交检察机关，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做基础性准备。当然，考虑到商 业贿赂涉及职务犯罪主体的复杂因素，法律规定这类案件在国家工作人员利 用其职务便利实施时，应当由检察机关自行侦查。但我们认为，这种侦查分 工是一种侦查职能的内部分工，并不影响它们作为国家设立的犯罪专门侦查 部门的整体性质。同时，从司法活动的效率原则而言，在公安机关业已先行 立案侦查的情况下，再由检察机关去重新启动侦查程序，这不仅对犯罪嫌疑 人而言是一种不公正待遇，而且也造成了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检察 机关在对公安机关业已获取的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后，可以作为指控犯罪的 依据。当然，如果审查中发现公安机关是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获得的证 据，或者犯罪嫌疑人自己否定相关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经查核又是 属实的，那就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提起公诉的有效证据。 在审判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定侦查主 体是检察机关，那么，就应当认定公安机关侦查取得的证据均属非法，即便 查证属实，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人民法院可以以取证非法为由，判决指 控罪名不能成立。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表面上看是坚持了证据的合法性，显 示了严格依法办事，但细加分析会发现，其观点其实并不科学。 指控犯罪的证据为“非法”，当然能导致法院作出无罪判决。但问题在 于，由上述侦查主体的分工差异所取得的证据，是否必然属于应当予以排除 的“非法证据”?事实上，非法证据主要是指通过非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 采用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并非必然不真实，但由于取证手段的非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