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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经典与语文教育 　　摘要：文言文要不要教，教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教起，这是语文教育界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最近，在网上读到韩军与王尚文就这一问题的争论，我感到还有许多话要说。我认为，学习文言文的主要目的既不在于掌握词汇句法，也不在于了解一下古代文化的文采与辉煌，而在于传承我国特有的文化。 　　关键词：文言经典语文教育文化传承 　　一.从韩军与王尚文的争论说起 　　文言文要不要教，教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教起，这是语文教育界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最近，在网上读到韩军与王尚文就这一问题的争论，我感到还有许多话要说。 　　就中小学生文言文的学习问题，韩、王二位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何时开始学，学多少，二是为什么学。王尚文先生认为，我们现代人说现代语，写现代文，中小学生要用主要的精力学习现代语。文言文应该学一点，目的在于了解一下我国古代文化的文采，认识一下我国古代文化的辉煌，让他们有点兴趣，产生民族自豪感。韩军先生认为，小学阶段可以了解一点文言文，初中阶段可以了解多一点，高中阶段就应该文白并重，各占50%。韩先生认为学文言文，目的在于写现代文。只有学好文言文，现代文才能写得简炼、漂亮、文雅。现代文学史上很多文学大家，像茅盾、鲁迅、郭沫若、徐志摩、梁实秋等等，他们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大量地学文言文，然后才成为白话大师的。如果他们从小只读白话文，白话小说，到了五四时期，他们绝不可能成为文化大师。 　　对于韩军的意见，王先生认为古汉语中有生命力的字词句法，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扎了根，同样可以学到，没有必要舍近求远，爱好文言文，应该从大学开始。五四时期的文学大家，他们之所以成为文化大师，白话大师，是因为他们批判、抵制了文言给他们造成的落后的结果。韩军的这一种意见，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吕叔湘先生早就驳斥过这一种意见，说不学文言文就学不好白话文，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实际并不支持这种理论，五四以后一段时期，很多受过长期文言训练的人，改写白话文就是写不好，现代有很多文人并没有受到文言训练，白话写得挺漂亮。韩军认为，吕叔湘是语文教育大家，他是反对学习文言文的，但他是深受文言文滋养的，他活用了文言中很有生命力的词语句式，才使得他的语言文字那么优雅，简洁。在美国，高中生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来学习古英语，学习莎士比亚的原著，写古英语，循着古英语的音乐来填诗填词，自有他的道理。 　　韩、王二位各执一词，谁也没有被对方说服，但谁也没有摆出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对于文言文从何时学起的问题，二位基本上是想当然耳，属于“我以为”，而非“应该这样”。对于学习文言文的目的问题，韩、王二位的意见各有偏颇。我认为，学习文言文的主要目的既不在于掌握词汇句法，也不在于了解一下古代文化的文采与辉煌，而在于传承我国特有的文化。 　　二.是文言经典而不是文言文 　　我觉得，我们将课文分为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两分法，问题很大，这样一分，凸显的是语体，于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在语文课程中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淡化语法教学之后，古汉语知识的教学，在实际教学中并没有淡化，因为这种古汉语语法现象的归纳，被视为培养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惟一法宝。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被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我们该学的是文言经典，而不是所谓文言文。 　　对于文言经典教育，我们是有悠久的传统，并积累了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的。根据王荣生先生对文选型教材选文的分类，文言经典应该属于定篇范畴，属于语文课程的内容。奴隶社会的学校教育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内容，其“礼”“乐”“书”中包含着许多语文课程的内容。封建社会学校教育，是先教蒙学读物，集中识字，然后学习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儒家经典，再以文选作为补充读物和写作范本。整个封建社会的教育，汉唐侧重于“五经”，宋代以后侧重于“四书”。“五经”包含了古代政治、教育、文化、哲学、伦理等方面的内容，“四书”是儒家经典的代表性著作，虽说它们在思想内容方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但它们对语文教育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毫无疑问，“四书五经”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课本，《文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之类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读本，“课本”管文化传承，读本管开阔视野与获得写作的知识，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教育，重点在传经，这里面有深刻的道理在。张志公先生在《关于改革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一文中指出，我国传统语文教育有三大经验，一是建立了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汉字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成套的文章之学的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以大量的读、写实践为主的语文教学法体系。我以为，最主要的经验不在这里，最主要的经验是诵读经典，背诵经典，在背诵基础上理解的教学方法。 　　倪文锦教授指出，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它以独特的无与伦比的方式触及、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