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监督演讲稿.docVIP

一、“躲猫猫”事件回顾 起因1月2日，李荞明跟村其他5个年轻人集合，准备去1多里路以外的青龙山上偷偷砍树，卖点钱。按照同村村民的说法，遗像上清瘦中带着怯意的李荞明，平素是个胆小的人。 这次，李荞明敢于“铤而走险”，做点附近村民惯用的“补贴家用”的事儿，是为了17天后迎娶青梅竹马的新娘子时，能多请几辆迎亲的车子。“经常有人因为砍树被抓，也就在看守所住几个月，罚点钱就给放了。”李荞明的父亲李德发说。 然而，李德发没有料想到，儿子这次不但真的被抓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监室里的“游戏”命案 当天下午4点，李荞明和同村偷伐树木的村民，一起被晋宁县森林公安分局巡逻民警抓获。晚上7点，做了简短笔录以后，李荞明等6人被送进了晋宁看守所，分在不同监室看管。 李荞明在晋宁看守所9号监舍度过了10天，这个监舍里还有关押了其他犯罪嫌疑人10名。 李荞明的10天，是如何度过的，至今仍然没有详细的信息公布，也许默默记录的，只有9号监舍灰暗的四面墙。 2月8日，李荞明在跟狱友玩躲猫猫时引发争端，被同监室的普永华拳打脚踢，最终导致头部撞上墙壁与门框受伤。4天后的2月12日凌晨，李荞明因“重度颅脑损伤”医治无效死亡。 2月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报道引普宁警方的通报说，李荞明系在游戏中被同监室人员打伤致死。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上迅速发酵，众多网民纷纷质疑，一群成年男人在看守所中玩小孩子玩的“躲猫猫”游戏听起来非常离奇，而这种“低烈度”游戏竟能致人死亡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于是，一场以“躲猫猫”为标志的舆论抨击热潮迅速掀起。2月19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布公告，征集网民参与调查“躲猫猫”事件真相。2月20日，网友调查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称查看监控录像和会见当事人的要求都被拒绝，探寻真相还是要靠司法机关。2月20日，晋宁县公安局向网友、媒体代表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公布对“躲猫猫”事件的调查结果，称是游戏中的意外事件。该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韩红兵表示，没有发现公安机关存在严重失职渎职现象。 2月27日17时，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检察机关调查结论：2月8日17时，张涛、普华永等人以玩游戏为名，用布条将李荞明眼睛蒙上，对其进行殴打。其间，普华永猛击李荞明头部一拳，致其头部撞击墙面后倒地昏迷，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1）制度、法规名存实亡，职责不明确。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违法的监督只能通过书面形式进行，而侦查是否违法很少通过案卷反映，导致检察机关监督途径有限。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违法的监督只能通过书面形式进行，检察机关监督途径有限。 2、政策控制视角 在整个事件中，能称之为标准的应该是相关的法规规章，限于我国司法的不健全，因此实质性的标准并不存在。再者，对于整个事件或者是看守所工作，缺乏相应的绩效衡量，也就不存在纠正偏差。看守所领导班子作风涣散，不熟悉监管业务，队伍结构不合理，看守所设施老化，安全隐患突出，特别是技防设施落后，部分监室监控效果差，甚至损坏半年未进行修复，这些问题的存在，一直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对监所的管理工作也只是问一问，看一看，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主观上反映出领导思想上的失察、制度上的失察、硬件上的失察。 三、“躲猫猫”中的检查监督 （一）理念层面重视不足 检察机关对审前羁押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提及检察机关的职能，往往都认为是指控犯罪、审判监督，没有把监所检察工作摆到应有位置。 （二）定位与立法缺陷 1.定位缺陷 事实上，由于承担着法律监督职能的人民检察院同时承担着追诉犯罪的职能，所以在检察机关为了追诉犯罪和公安局形成利益共同体时，其对于羁押行为的法律监督的实际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正当性本身就是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困境。如将保留这一职能作为前提，就需要最大限度的将这一职能加以发挥。 2.立法过于笼统 《宪法》第129 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 条将人民检察院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赋予了检察机关监督权。《刑事诉讼法》第8 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 条和《看守所条例》第8 条，是目前看守所检察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但规定显得过于抽象笼统，相关法律在具体监督制度的设计上还不适应检察机关的性质要求，使得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与实际的法律地位相脱节。 3.监督执行不当 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本是一种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但在实际中存在配合有余、监督不足或越位监督、越俎代庖的状况，导致只是结果的监督而不是过程的监督，是静态的监督而不是动态的监督，是审后监督而不是审前监督，监督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三）配套措施欠缺 在立法先天不足的情况下,需要公安司法机关的内部配套措施来弥补, 但现行检察机关缺乏具有威慑力的监督手段，配套制度难以担当重任，上下级监所检察部门之间的羁押信息传递渠道还不够畅通，尚未形成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