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著书”内在逻辑对心理疏导的启示意义.docVIP

“发愤著书”内在逻辑对心理疏导的启示意义 　　【摘要】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发愤著书”被认为是一个典型命题，属于具民族特色的本土文艺心理学观点，是深刻揭示文学创作动力的中国古代文论代表。本文将力图辨析此命题存在的内在逻辑，及其成为典型命题的影响因子，藉此试探其对现世社会疏导心理能起到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发愤著书；双向选择；典型；心理疏导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2-0057-5 　　在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动力理论中，“发愤著书”被认为是一个典型命题，它是民族传统意识形态、思辨方式的综合呈现。它影响深远，对其探讨，学界历来不乏其人。本文则要重点辨析该命题的内在逻辑，即：在广泛现实中，“著书”何需有“愤”作支撑，“发愤”何以要通过“著书”途径，两者怎么能结合又是怎样结合起来的。在此基础上，分析“著书”在众多抒发情感的方式中的突出优化性，从而处于现世角度，试探该命题对现下社会心理健康问题可以起到的作用和意义。 　　一、“发愤”之于“著书”的重要性 　　“艺术家的生命体验，往往表现为某种情绪情感的储备。这种储备在创作心理中逐渐会形成强大的定势和张力，如果遇有特殊情境的刺激，就可能转化为艺术冲动。”钱谷融、鲁枢元也认为：“艺术创作的材料，来自三种时间：当时的印象，早年的回忆，未来的憧憬”，真正让作家进人创作状态的对象必然是触动了作家心灵的事实。也就是说，情感的参与以及情感的变化在创作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艺术家以情感心灵为诱因，建构一幅心物统一的影象，从而才能使艺术品像“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烁着无穷无尽的色彩”。《毛诗序》中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有情感在心中涌动，才会有语言的表述即文艺的创作产生。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有“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文章既然是情感、神明的标识，那么，文章的产生必然也离不开情感。 　　人类的情感类型是丰富的，具有两两对应性的。而比起对应的“乐”，“愤”就文学创作价值而言，有着更高地位，也比其它情感类型更具重要性。陆游有“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明代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提出“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究其原因，可追溯以下几面因素：中国古代社会给予的环境，为文学提出了需承担社会教化功能这一附加政治要求，严肃、传统、道德的内容在社会范围内更被认同；对于创作者而言，自己所获得的情感“愤”比情感“乐”更深刻和永恒，由“愤”所产生的文艺创作就会更发人深思和更引人共鸣；从文艺接受角度来说，人类的自虐倾向心理因素也造成了这种不平衡对待本应处在平等地位的情感创作动力类型的现象。人独立于自然界而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人又是动物；渴望自由又逃避自由；有高尚的精神情操又有卑下的求生动机……人之二重性或者可称为矛盾性决定了每一主体与生俱来的苦恼，有时，品位痛苦甚至成为了人类独特的嗜好。古今中外都认为，吃苦是人生的美德，没有苦恼、痛苦的生活反而是乏味而且令人遗憾的。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斯巴达人提倡艰苦磨炼，印度人提倡苦修，这些都是对苦难人生的礼赞。从弗洛姆的观点看，“这”也许是人类文化的重大缺陷之一，即一种根深蒂固并无法超越的受虐（或自虐）倾向。不管这种受虐倾向背后隐藏的是对人生的丰富性经历的追求，或是朱光潜认为的对感动和振奋鼓舞的追求，还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对自身净化的追求，它总是反映了人类对悲愤情感的一种欲罢不能。 　　因此，对文艺创作动力的产生来说，各种在理论上本应具有平等地位的情感的作用并非一样。由于人类特殊的心理机制和社会处境，“愤”和“发愤”比起其它情感和情感抒发对文艺创作产生的影响具更明显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二、“著书”之于“发愤”的可然性 　　抒情之于人的精神生活，相当于饮食之于人的物质生活，是不可或缺的。当有情感郁结于心时，这种机制自动运行，试图寻求一种适当的方式来抒泄情感。情感因其所须发泄的特性，产生了抒发的动机，也即产生了抒发行为的动力。 　　文艺创作具有的抒情、治疗功能。对其功能，古今中外都有不少记载，中国古代文论中涉及的有如：《易传?系辞》中的“圣人之情见乎辞”，[1叫圣人能通过“辞”来表现自己的情感，情感能通过“辞”的文艺形式来得以抒发和呈现。《管子?内业》中说到：“止怒莫若诗”，诗歌歌这种典型的文艺具有发泄愤怒情感的重要作用。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有“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泻导人情。乃至于陷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他认为文艺有“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其中的“泄导人情”强调的就是文艺对人处于强势的情感的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