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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前期新历史考证学的史学建树 　　[摘 要]20世纪初，在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过程中，新历史考证学继新史学思潮后异军突起，成为百年史学思潮递嬗中的重要一环。其中，以王国维、胡适、陈寅恪为代表的史学家，对史学研究进行领域开拓和方法总结，并在研究范式上展开全面而细致的探索，取得了卓越成就。其实践表明，新历史考证学已开始摆脱传统窠臼，关注现实，讲求科学化和学科化，促进了史学研究由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蜕变。 　　[关键词]20世纪前期；新历史考证学；新史学；史学研究 　　20世纪初，新历史考证学继新史学思潮之后迅速崛起，并在30年代前后取得主导地位。在这一热潮中，以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以其精湛的史学研究，出色的史学成就，雄居史坛，为20世纪新史学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文拟就此对新历史考证学的史学建树作一总结，探求其在20世纪中国史学转型中的重要地位。 　　一、新历史考证学对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 　　在新史料与新方法的支持下，新历史考证学率先取得了重要成果，开辟并发展了历史地理学、宗教史、民族史、文献学等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在历史地理方面，1932年顾颉刚发起成立了“禹贡学会”，出版了专业刊物《禹贡》半月刊，开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先河。按照禹贡学会制定的工作计划，当时学会的主要工作任务有：撰写中国地理沿革史；绘制科学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纂内容精详的历史地名词典；详备地整理历代地理志；辑录各种有关经济、移民等历史活动地理特性的资料，进行专题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计划虽然迫于时局多未实现，但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学术活动拓展了传统的沿革地理的研究范围，且侧重于学科基础的建设。尤为重要的是，通过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的活动，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历史地理学者，正是他们中的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等人，在建国后共同建立起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在宗教史方面，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等人皆有筚路蓝缕之功。王国维根据敦煌卷子中发现的《摩尼教经》，撰成《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总结了唐宋时期摩尼教在中国的流行概况。胡适对于禅宗的兴趣一直没有中断，相关成果主要有《荷泽大师神会传》、《跋曹溪大师别传》、《〈楞伽师资记〉序》、《跋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藏北宋惠昕本坛经影印本》、《楞伽宗考》等。到了晚年，他又撰写了《六祖坛经原作檀经考》，并根据敦煌写本校订了《坛经》、《南宗定是非论》和《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等。陈垣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缜密的史学考证，对各种宗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究，其考证研究的范围包括元也里可温教、开封一赐乐业教、火袄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等，由此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界中颇受关注的宗教史料考证学派。陈寅恪国学功底深厚，且曾留学多国，精通数门外语，还熟识梵文和不少西域古代语言。其宗教史研究涉及到中国佛教源流、敦煌宗教文献和摩尼教经典考证，以及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宗教的分析探究等。 　　在民族史方面，新历史考证学的研究既继承了传统民族史的研究方法，又接受和运用了进化论等西方追求“科学”的史学观点，因而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与著作数量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如王国维的《古胡服考》、《鬼方昆夷?狁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黑车子室韦考》、《辽金时蒙古考》、《蒙鞑备录笺证》、《鞑靼考》等，皆是民族史方面的精到之作。陈寅恪对蒙古史的研究很有成就，解决了蒙古史上一些长期疑难未决的问题。如《元代汉人译名考》，广引汉、蒙、波斯等多种史料，考得陶宗仪《辍耕录》“氏族条”所列举的八种汉人名称即当时对契丹、高丽等地区内汉人的称呼。《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则是利用中外史料考证蒙古民族起源问题的佳作。陈垣在民族史领域耕耘多年，写出了《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耶律楚材之生卒年》、《耶律楚材父子信仰的异趣》、《萨都剌的疑年》等论文和久负盛名的专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其中，《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影响甚大，白寿彝称赞道：“它的规模宏大，材料丰富，条理明辨，是在国内外久享盛誉的著作；对于治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学者说，是一部必须阅读的书。”[1]9 　　在文献学方面，贡献最大的当属陈垣，他围绕着史料学实践总结出了避讳学、年代学、史源学等分支学科。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风俗，其流弊足以淆乱古书，但如掌握其规律，反可以利用不同朝代的特殊避讳现象，以解释古书的疑滞，辨别其真伪及其不同时代。利用避讳研究史料的学问，就叫避讳学。中国原有的年代工具书《纪元编》已显得陈旧，而当时通行的年表，又只有中西纪年对照，而无日月可查，学者多感不便。为此陈垣花费颇多精力，于1925年编出《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二史朔闰表》，解决了史学研究中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被称为年代学。所谓史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