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体论”到“伦理学”：西方形而上学的本真转向.docVIP

从“本体论”到“伦理学”：西方形而上学的本真转向 　　摘要：生存实践性的主题意识在后形而上学的合法性上占有自身的“席位”。要真正理解“后形而上学”的深层根据，必须置越于纯粹理论话语的圈子，从“实体思维”转向“实践伦理思维”的界面，看到后形而上学的理论命运与人生存命运之间的内在生存的隐喻关涉，而非单一的在某一限定的维度里进行单一形式的逻辑思辨或置界、越界，这才是后形而上学生存的旨趣，同时也是伦理学维度在其“晦蔽”“去蔽”后的“敞亮”。 　　关键词：形而上学；本体论；存在论；伦理学；在者；他者 　　中图分类号：B01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1-0024-04 　　形而上学包含二重维度，即“本体论维度”和“实践伦理维度”。“本体论维度”彰显知识本位的理性思想，凸显对自然科学的追慕与崇拜；“实践伦理维度”倚重于生存智慧的超越性，注重个体的生存现实与思想本身的经验。理性若不上升到实践智慧的品质，它就是一种低级的理性；实践生存智慧若得不到理性的锤炼与升华，它即是无根的，一种无根的生存经验是担当不起建立形而上学历史的重负的。所以这两者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的本性可以归附到人的本性上来，即为人的理性崇拜（求知）和超越性的追求（成道）。而这两个维度的内在关联及其张力，既彰显出形而上学的生命力之“在”，也勾画出人之本性深处的超越本性的超越之“在”。但在形而上学的历史当中，其自身的“生存实践的伦理维度”却是晦蔽于“本体论维度”，结果“本体论维度”却是大行其道。不过作为“后形而上学”的“实践伦理维度”也并非在消极中以至于自行陨灭，而是在生存的义理中不断地冲击着、颠破指引着“本体论维度”。 　　一 　　沉沦是“思”的沉沦，无“思”即构成形而上学逝亡之“筌象”。从柏拉图哲学以来，“思”就赋予哲学本身一种内在的特质，无论是后来“思”（无蔽）之开启还是“思”之隐失，“思”昭示了哲学的在场性。此种“思”是超越经验世界的“思”，从“思之物”进达所谓的“本质世界”，用柏拉图的言辞指谓为“理念世界”。 　　无论是笛卡尔的“我思”（指向“思”本身之“思”，个体被悬置），或是康德的“先验自我统觉”（“思”在这里替换为先验的自我意识统一性），或是费希特的“自我”（“思”指向“绝对我思”），还是后来的胡塞尔的“先验我思―思―思之物”（思归于先验结构）都在围绕“思”来做哲学。这样一来，“哲学”就反身成了“思之学即形而上学”。西方形而上学始于古希腊哲学，其自身的根脉可谓流转不息。用亚氏的话说，形而上学就是“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1]（P56）。概括说来，形而上学就是寻觅超验存在之本性的理论。在这一意义上，本体论便是形而上学的内核（本性的超验追问落实为本体）。而进一步说，这种作为本体论追求的形而上学，其具体内涵又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如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说的“本源哲学的同一性主题、存在与思想的一致问题以及理论生活的神圣意义”[2]（P35）。 　　“同一性主题”构成了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同一的理论结构，也是形而上学不断发展的内在本质的一种传达。“同一性”主题与本体论同一相暗合，本体论同一中的“一”与“一决定一切”中的“一”是同一个意思，都想在“化”中（化一切为本质的“一”）来递归逻辑；“存在与思想的一致问题”其实就是谁规定谁的问题，进而延伸出真理符合的问题，从古希腊到中世纪、近现代、德国古典再到后现代，根植于形而上学内部的这个问题一直处于嬗变之克服中，无论是胡塞尔的“赋义”意向意识性，还是海德格尔的“共在”“世界通过工具的使用被揭示”等理论都在试图克服思维与存在的二元性，区别是胡塞尔走向了“先验的意识”，海德格尔回归到了生活的步伐；“围绕理论生活神圣的意义”也是形而上学的意蕴之一，古希腊的柏拉图在封闭的理论体系中来化导问题自身的机制，在理念世界中找到现象世界的内在根据；中世纪的托马斯在神圣的德行中来寻求信仰的启示，在理论的共建中来支撑或者说明信仰；近代的莱布尼茨在单子的体系中来纯化一切物质属性的东西（“精神性的单子”）；德国的康德与黑格尔更是在复活的理性中寻找或者建立“寄托现实生活”的归宿，比如，康德的划界思想或者道德律、上帝存在的假设等思想都可以安抚现实中迷茫人们痛苦的心灵。自黑格尔之后的形而上学理论生活的意义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个人的生存真实性撞入哲学家的视野，且成为理论构建的直接缘由，那种理论生活的姿态已经在“思”的多维性中或者解构中消失殆尽。 　　形而上学本身也就是对理论生活的一种构建。从另一角度看，对形而上学超验性的寻求正是内在于人之生存的本体论诉求和终极关怀的理论表达。简言之，形而上学与人之生存本性有一种内在隐性的关涉。形而上学体现了人的自为本性，表达了人的超越性、创造性。当我们从本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