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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董必武的立法思想及实践 白俊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2010级刑诉专业博士生 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长期担任党和国家在 政法方面的重要领导工作，法学理论根底深厚，法律观念和理念超前，立法和司法经验丰富。 董必武同志关于立法思想及其实践，对我国司法工作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立法是法制建设的关键 董必武同志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当中惟一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领导人，早年东渡日本 学习现代西方法制，中年时又赴苏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律理论，无论是法学理论功底， 还是法律意识，均超越于其他领导人。 董必武同志十分重视立法工作，早在建国前就提出政府应该“由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 政府。正规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过去好多事情不讲手续正规化起来手 续很要紧。有人说这是形式。正规的政府办事就要讲一定的形式，不讲形式光讲良心和记忆 会把事情办坏的。”。可见，推翻政府靠枪杆子，而管理政府要靠法制，董必武同志这种清醒 的认识，在当时可谓是非常理性的，政府成立之后的管理，提供可基本的思维。 董必武同志的这种观念，不断在提升，在1948年的人民政权研究会上，在阐述新民主 主义政权问题时，又精辟地指出“建立新的政权，自然要创建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我 们把旧的打碎了一定要建立新的。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如果没有法律、法令、规章、制度 那新的秩序怎样维持昵?因此新的建立后就要求按照新的法律规章制度办事。”2这一观念， 为以后提出依法办事执法要求，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政权建设提供法律依据的立法工作就成为了摆在共和国的领导们面 前的重要问题。摧毁旧法统，建立新法制，立法的重点是制定法律并依法加强人民政权建设。 董必武同志参与起草《共同纲领》，负责拟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方案。为据此而建立 起来的中央人民政府，提供了法律上的根据。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以后，董必武同志仍然重视立法问题，认为应当把立法问 题摆放在政法工作的前面，“为什么把立法问题摆在前面?因为立法工作特别是保卫经济建 设的立法工作相应落后于客观需要今后如果要按法制办事就必须着重搞立法工作。”3这充 分说明董必武同志，非常重视法制建设，因为法制建设的前提是有法必依。 对于建国以后，我党的极少数干部开始滋长自以为有功而骄傲自满情绪，不遵纪守法的 现象，董必武同志认为，解决的重要方法之一就要适时立法依法办事。通过立法，进行做到 各项工作，就具有了依据，有法可依，防止独断专行。 董必武同志认为立法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有利于保障和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他在党的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在过去国内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党的统一 领导下制定了许多代表人民意志和符合革命利益的政策法令。尽管它们在形式上较为简单而 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性，但是它们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不仅如此它们并 且是我们现在人民民主法制的萌芽。”4 董必武同志也非常重视立法的超前性，认为现实的“法律工作的发展是落后于客观的要 1《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5页。 2《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1页。 3同上，第302页。 ‘《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340页。 595 求的。如果现在不注意这一点将来法律工作与客观要求之间的距离要更大。”5言语之间体现 出对立法工作迫切性的关注。 董必武同志对于刑事立法期待尤为期待，因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我们接 受并审判的案子大概总数在八百至九百万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刑事案件，这样多的刑事 案件我们都审判了，假设我们不能总结一些经验作为指导原则，那除了我们无能之外是不能 说别的话的。另外，关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程序法，在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上是基本性的 法规，非要不可的，我们接受并处理了八九百万件案子，诉讼法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把 这些工作的经验总结起来，大家认为可行的，再提高一步成为法律，这样做是不是可能昵? 完全有可能。但是有了这许多经验，我们还不知道整理运用，结果到现在两个基本的刑事法 规还方在起草，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现在还谈不到。从此可以看出，我们有些必须用法律表现 出来的东西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