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证明标准三点论.pdfVIP

516司法能力建设与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研究(上)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证明标准三点论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汪家乾李治国 引 言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是诉讼活动的灵魂。可以说，一部诉讼法就是一部 证明法。证明是什么?从性质上看，诉讼证明是一种回溯性证明，或日“历史证明”。诉 讼证明的对象是已经发生过的具体事件，而非事物的规律性。其最大特点为不可重复性， 不像自然证明可以通过对条件的控制反复再现，因此证明手段也只能依靠对其所遗留的某 些客观遗迹(即证据)来推定，推定要达到何种程度就涉及到证明标准问题。 关于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理论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它与当事人 行使诉讼权利、法院行使审判权以及证明责任问题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然而，由于证明标 准本身所具有的无形性、内在性、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使得证明标准成为在理论 上不易说明，在实践中极难把握的问题。 所谓证明标准，是指法院在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①证明标准具 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确定证明主体的举证责任是否完成，以确定败诉风险的责任承担； 二是保证事实裁判者正确运用心证，实现最低限度的司法公正。它在现代诉讼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地位。 一、从一元到二元：证明标准问题检索 (一)证明标准的历史变迁：一元的进化 从历史发展来看，人们对诉讼证明的认识大致经历了神示证据制度的神示真实、法定 证据制度的形式真实、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实质真实等不同阶段。② 所谓神示证据制度，即把判明案件的希望寄托在“神”的指引上，典型的如中国古 代的皋陶用獬庸这种神兽断案，“以触不直”。早期的人类社会，由于认识能力有限，人 们主要通过神明裁判的方式认识和判断证据，神示主义是在社会科学文化低下的状态下产 生的，是人类出于对大自然的畏惧而虚幻出的神灵下的精神统治，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表 ①见《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三卷)，第532页。 · ②这种阶段的划分主要还是以国外诉讼模式为研究对象，中国自古以来的纠问主义诉讼模式 下，对证据的判断基本上都是一种判案者基于职权的自由权力运行过程。应当承认，古代的中国在诉 讼模式的建构上是非常落后的，相对于在文明的其他方面的绝对优势来说。 第二编司法体制与诉讼制度改革517 现。其后还出现过通过水审、火审或决斗审等方法将司法裁判权交给神，“听天由命”， 由神对案件做出裁决。这种证据制度在当时可以使纠纷得到迅速且不可抗辩的解决。它表 现的是一种“神示真实”。 随着中世纪骑士制度的衰亡，城市的繁荣以及基督教神学的不断发展，加之罗马法引 进了一些普通法程序上的理念和要素，逐步为欧洲大陆国家所认知，欧洲进入封建君主专 制时期，法定证据制度(又叫形式证据制度)取代了神示证据制度。①当时在欧洲具有法 定证据制度显著特点的法典有1532年的UJn洛林纳法典》、1853年奥地利《刑事诉讼法》 和《俄罗斯帝国法规全书》等。由于学理上对法定证据制度的界定并不能完全表达这一 证明模式的特定实质内涵，我们仅举一例来说明该制度的特点。如《俄罗斯帝国法典全 书》规定：当几个地位或性别不同的证人的证言发生矛盾时，要按照下列原则处理：(1) 男人的证言优于妇女的证言；(2)学者的证言优于非学者的证言；(3)显贵人的证言优 于普通人的证言；(4)僧侣的证言优于世俗人的证言。②法定证据制度下司法裁判权早已 被封建君主锁定在专制权属范围内，取消了法官在审判上理性认识与价值判断的选择机 能。但是，从历史发展与不断进化的角度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法定证据制度毕竟有其 时代的合理性。它不仅克服了神示证据制度的虚妄，或多或少体现了人的理性与经验，而 且提供了后世可以借鉴的许多规则，是证据制度的发展历程中一段继往开来不可或缺的环 节。这种证据判断模式下追求的是所谓的“形式真实”。 自由心证主义模式是由法定证据主义模式演变而来的。其制度建立的标志是1791年 法国的制宪会议通过了迪波尔提出的采用自由心证的法律草案，并颁布了相应的训令，宣 布法官必须将其自由心证作为裁判的惟一根据。但自由心证作为一项原贝IJ早在1649年英 国的“人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