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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教育学会与政府之关系论略 杨卫明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中国近代教育学会与政府之关系随社会变迁呈现既“顺应”又“抗争” 的轨迹。政府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力求将教育学会的活动规范在制度框架内，教育 学会据此调适自身行为势所必然；不过，教育学会与政府在理念与行动上的并非完全 合拍，致使抵牾甚至冲突在所难免。诚然，就推进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以及教育事 业发展而言，双方之间良性互动，彼此承认并借助对方力量，方能实现双赢。 [关键词] 教育学会；政府；顺应；抗争；互动；双赢 中国近代教育学会（简称教育学会）登上历史舞台，既表征着“救亡图存”的教 育诉求，又反映了近代中国新式教育勃兴要求加强学术研究的客观必然。作为中国近 代教育学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学会乃教育专业人员的“学术共同体”，但在 “救亡图存”的历史境遇下，却也时常自觉不自觉地扮演学界及社会“民意机关”的 角色，协调甚至处理国家与社会、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关系成为特定时期应为之事。诚 然，就推进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以及教育事业发展而言，双方之间的良性互动，方 是福音。 一、顺应与抗争 从教育学会的发轫来看，尽管民间、社会力量的倡议与行动在前，但正是政府相 关规章的出台，为其成规模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1902年由蔡元培、蒋智由等人发起 成立的“中国教育会”，为学界普遍认定为教育学会之滥觞，不过，直至1906年清廷 核准学部所奏《各省教育会章程折》前夕，就像有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这期间先后建 立的教育会仅有21个。[1]由于尚处“非法”状态，教育学会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也 相对较小，存续时间则长短不一。《各省教育会章程折》的颁布，首先使教育领域的 集会结社取得了合法性地位。随之，各地一度兴起创设教育会的高潮。至1909年底， 全国公开成立的教育会已达 723 个。1909 年，清廷还颁布《结社集会律》，从而为包 括教育学会在内的士人集会结社带来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至 1911 年，除了新疆、 甘肃等个别地方尚未设立教育会外，全国其他省区均已设立教育总会及分会。 政府所定规章，赋予教育学会清晰的角色定位。《各省教育会章程折》要求教育 学会“补助教育行政”，以“辅官之不足”，旨在通过学术研究向政府及行政部门条陈 合理化建议，备其谘询与采纳。民初及北京政府时期的《教育会规程》，除了凸显教 育学会的学术研究职能，以及重申教育学会不得干涉教育行政及教育界以外事务外， 却也令其“处理教育官厅委任事务”，使得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甚至被认为罩上一 层半官方色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对教育学会的控制与规范，从教育部制 1 定的《管理学术团体办法》来看，一是将学术团体的活动严格限定在“学术研究”范 围内，不许“干涉行政及其他一切学术范围以外之事”；二是学术团体必须向政府部 [2] 门备案，以及进行“年检”等相关事宜。 1931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教育会法》， 定性“教育会为法人”，对教育会的目的、活动范围、会员、会务等作出法律上的规 [3] 定。 总之，从清末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关教育学会的法律法规中一以贯之的内 容即是：教育学会以恪守教育学术研究为旨趣。 就政府或行政当局的角度，将教育学会的活动规范在制度框架内无可厚非，甚至 像《各省教育会章程折》中视教育学会为教育行政的附属，可以条陈建议，“但止宜 听候采择，不得有要求之事”也不足为奇。反之，教育学会顺势调整自身的行动实属 必然。例如，《各省教育会章程折》颁布后，各地据此纷纷统一使用“教育总会”或 “分会”钤记，修订或制订会章。民初以来，遵照临时政府教育部《教育会规程》， 各地教育会完成更名，凸显“教育研究”主旨。如江苏教育总会更名为江苏省教育会， 以“一审民国之前途以定方针，一审本省之现状以求进步”为宗旨，“研究关于学校 [4] 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各事项，力图教育发达。” 为了加强教育研究，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