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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的政制 ——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开场解读 蒋歆微 一 当伊索克拉底在《泛希腊集会辞》（Panegyricus）的开头谈及这篇演说词的目的在于“对讨伐蛮夷的战争问题和我们彼此之间的和睦问题提供意见（3）”时，他其实提出了一个令人倍感困惑的问题，那就是“希腊城邦之间的联合如何可能”。这篇演说词写于公元前390至前380年，历经十年最终完成。彼时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十余年，希腊世界内部仍然纷争不断，雅典阵营结成的反斯巴达联盟最终结束了斯巴达的短暂霸权，而在波斯国王干预下希腊诸邦签订的《安塔喀达斯和约》（the Peace of Antalcidas） 并未结束希腊世界内部的敌对状态。在这种混乱无序的历史情境下，城邦对外政策的目的除了保存城邦自身的安全以外，似乎无暇顾及其他，希腊诸邦相互间的竞争与敌视显得难以避免。伊索克拉底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声称尽管诸多演说者都试图“制止希腊城邦彼此间的竞争，呼吁希腊诸邦联合起来攻打蛮子”（19），但唯有他才看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前提： ［16］实际上，希腊人有一些是从属于我们的，还有一些从属于拉刻代蒙（Lacedaemon）人，希腊人用来治理城邦的政体（politeia）把他们大多数人分化为两派。所以，如果有人认为在使为首的城邦和解之前，其他的城邦能联合起来，共谋福利，那么他们的想法也未免太天真了，一点也不符合实际情况。……［18］劝我们城邦采取这个政策倒也容易，可是直到如今，拉刻代蒙人依然是难以说服的，因为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领导权是他们祖传的权利；然而，如果有人能向他们证明这种崇高荣誉属于我们而不属于他们，也许他们就不会再在这个问题上琢磨，而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了。 希腊人之间的不和不仅由于当下具体的政治情形，更是因为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不同政制之前的天然敌视。如果劝说希腊联合共同抵抗波斯的演说词最终旨在挽救希腊内部的危机，那么当务之急便是雅典和斯巴达的和解。我们有理由猜测，随后的论述将会转向不同政制的优越性问题，伊索克拉底会通过论证民主制优于寡头制来劝说斯巴达接受雅典的统治权。 然而，此后的文段中，政制问题几乎完全退隐。尽管对雅典统治资格的证明占据一百多节，却完全基于雅典给其他希腊城邦带来的恩惠，而与雅典民主政制的优越性全然无关。 我们所期待的关于政制高低之别的言辞被雅典的事迹替代，这不免令人疑惑。 对此的困惑迫使我们转向伊索克拉底的另一篇演说词《泛雅典娜集会辞》（Panathenaicus）。这一通篇都在颂扬雅典、贬抑斯巴达的演说词，似乎必须应对“斯巴达政制优于雅典”反对之声（108）。然而，伊索克拉底却再次有违我们的期待，他并未就民主制和寡头制之间的优越性发表看法，而选择了赞颂“在民主制和寡头制出现之前”的古老雅典政制（119）。随后出现的一段关于政制的论述，似乎为我们提供了解答困惑的线索： ［133］我坚持，有且仅有三种政制：寡头制、民主制和君主制。在任何一种政制中，那些生活在该种政制下、始终让最有能力者（他们会以最好、最正义的方式监督城邦事务）掌管城邦和其他事务的人，将拥有最好的生活，无论就他们自身还是就他们与邻人的关系而言。［134］反过来，当人们任用那些最恶意妄为、最胆大包天的人，那些不关心城邦利益、却愿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忍受一切的人，城邦的治理状况将与那些受任用者的卑劣程度类似。第三类人与前两类不同，当他们自信时，尊重那些说任何他们想听的话的人，而当他们害怕时，则转而向那些最好、最智慧者求助，这类人过得时好时坏。这便是每一种政制的本性（physis）和能力（dunamis）。 尽管伊索克拉底划分了三种政制，政制之间的区别却被三种政治状态（好、坏、时好时坏）替代，而三种政治状态的区分在于城邦选择怎样的统治者。在伊索克拉底看来，政制对于优良有序的政治状况并不起决定作用。政治家的品质而非政制的本质决定了城邦的状况，并由此影响到邦民的生活。因此，理应获得称颂的并非政制的优越性而是政治家的卓越品质。《泛希腊集会辞》中，尽管政制问题完全缺席，却有一段对于雅典和斯巴达过往治邦者品质的热切赞扬，正是他们造就了城邦内政的有序和希腊邦际间的和谐。伊索克拉底说“这些人的功绩，从来没有人，不论是诗人还是修辞学家，能予以得体的歌颂”（75-83）。 二 当我们将注意力从政制投向优良的治邦者时，却不该忽略这样一个问题：在伊索克拉底心目中，似乎的确存在某种最佳政制，那便是《泛雅典娜集会辞》和《关于战神山议事会的演说》（Areopagiticus）里大加描绘的雅典古老政制。维系这一最佳政制的关键要素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真正的平等并非给予每个人同样的东西，而是给每个人分配合适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并非所有人都由资格处理政事，唯有那些最好、最智慧之人才能对城邦事务发表看法。 在优良统治者的